“能源利用千万不要各种能源‘各唱各的戏’，中国需要一个整体的能源战略，必须把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地方，给合适的终端用户合适的燃料，给合适的消费群体提供合适的能源服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进入21世纪，中国能源领域面临总量需求大、液体燃料短缺、环境污染严重、温室气体排放和农村能源消耗增加五大挑战，应及早调整能源利用结构，建立完善、全面、具体的能源战略体系。

　　据倪维斗介绍，中高耗能、重化学工业的发展阶段难以逾越。随着机动车辆的猛增，尽管中国每年生产1.7亿吨石油，但缺口仍很大，2005年为1.2亿吨，预计到2010年达到2.5亿吨。同时，中国70%的能源来自于煤炭的直接燃烧，当然会产生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难免会污染空气环境。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每年至少在30亿吨左右。

　　根据一般规律，城市人均资源消费量为农村的3.5倍。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5%到60%，这就意味着曾经能源消耗较少的农村也将扩大能源消耗量。

　　倪维斗特别提出，目前中国能源领域存在两大不可改变的事实：一是对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依赖性大，二是再生能源在2020年前不可能解决主要问题。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应当在一次能源以煤为主的情况下，实现资源、能源、环境整体化的可持续发展，构建以煤气化为核心的多联产系统，建立完善的能源战略体系。

　　倪维斗认为，对一种能源资源，应首先从战略高度，考察其在整个能源系统的合理地位。中国需要一个整体的能源战略，必须给合适的终端用户合适的燃料，给合适的消费群体提供合适的能源服务。倪维斗认为，循环经济（绿色文明）在经济形态上的表现，本质上要求运用生态学的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人类的经济活动和能量利用系统，使人类的活动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形态的经济。应该从实际出发。 　　

　　倪维斗同时强调，对一种能源资源，应首先从战略高度考察其在整个能源系统的合理地位，即主要不是在理论上研究它可以“干什么”（气化、发电、大规模转化），而是首先研究它应该干什么、适合干什么。否则会形成十分不合理的现象：高能量密度如煤，被分散到农村或小城镇，做低效率、高污染的应用，而低能量密度的生物质能或太阳能，却要组织新的基础设施，耗费其他能源把它们集中起来利用。这从宏观方面就不符合循环经济的原则，是“逆自然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