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依旧高位的GDP和CPI涨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值此敏感时期，这一年度最高级别经济会议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以及对明年的调控部署，成为国内各界部署及调整工作的重要风向标；而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的最新预测，正可对上述两个“高位”做具体注脚：即GDP今年的增幅可能达到11.5%，而CPI涨幅将在4.5%～4.6%。

    这意味着，在近年持续高位的经济运行中，这两个关键数据将在今年抵达峰值。事实上，此前发布的10月份6.5%的CPI增幅，已达十年最高点。

    这一背景下，11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双防”，其针对性也便不言自明，即在持续数年的高增长之后，不仅要继续“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而且要“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胀”，同时强调明年调控中“重民生”的导向。

    由此，“双防”及调控力度适度加大，成为明年宏观调控的重要基调。

    物价：短期可控，中长期需未雨绸缪

    经济运行指数的变化，成为决定下一步调控的敏感数据。

    刚刚过去的10月，投资增速大幅反弹至30%，CPI也再次回弹至6.5%的十年高点。权威分析指出，由于资产价格和食品价格的推动，中国经济结束了持续五年的低通胀，正在进入温和通胀期。

    而在国际、国内均存在一定的成本上升趋势、而国内又存在明显的收入分配差距及经济结构调整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尽管短期内通胀形势仍温和可控，但从五年左右的中长期看，必须及早未雨绸缪，通过各种调控手段，化解潜在的通胀风险。

    未来的针对价格的调控政策，建之于对当前通胀成因的权威判断基础之上。

    分析本轮物价上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保江等受访专家及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研究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等机构权威分析指出，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叠加传导，成为本轮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

    来自国际的涨价因素主要有二：

    一是国际能源原材料及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传导影响。目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已徘徊在每桶百美元的边缘，中国作为原油进口大国，高油价向国内传导不可避免。

    而受油价持续上涨影响，一些产粮大国开始加速粮食向能源的转化趋势，由此导致国际农产品市场供给发生变化，以及部分农产品种植减少，如美国的玉米等，进而导致国际农产品市场供需发生变化，引起价格上涨，并引发国内农产品价格联动。

    二是由美元贬值引发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对上一因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2005年相比，美元对欧元贬值20.3%，对人民币贬值8.5%，短缺加钱“毛”，全球商品市场价格便涨势凶猛：以9月的数据为例，俄罗斯物价上涨9.3%，韩国上涨5.9%、印度上涨5.7%、巴西上涨4.2%、美国上涨2.8%，欧元区则上涨2.1%。

    国内的涨价因素，主要来自“成本增加的推动、部分农产品的结构性短缺及经济结构方面的深层原因”等三方面因素。

    成本增加是推动本轮上涨的基础性因素。其一方面来自原材料价格上涨，这其中既有国际涨价因素的传导，也有国内劳动生产率增加的影响。农业大省河南一位官员即指出，粮价上涨有其合理性，一是粮价原本与其他产品的比价就不合理；二是成本推动，因为化肥、柴油的价格都在上涨。而石油、粮食、猪肉等基础产品价格的上涨，会引发食品、餐饮等诸多行业的成本增加，由此推动价格上涨。

    农产品结构性短缺成为影响本轮物价上涨的第二个因素。其短缺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短期波动因素，比如生猪疫情等；二是因“重流通轻生产”的调控导向造成的部分农产品种植减少，比如油料作物等。

    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是影响本轮物价上涨的第三个因素。比如经济发展过于倚重出口，造成大量顺差，致使央行必须以人民币进行大量对冲操作，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资金增加过快，加之农产品的结构性短缺，由此形成温和通胀。

    权威人士指出，居民之所以对物价上涨感觉明显，与领涨CPI的食品和居住类价格有关。这两类商品价格10月份分别上涨了17.6%和4.8%，等于让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多支出47.1元，这对于收入增长相对平稳的城镇居民而言，自然感觉明显。但如果理性分析CPI数据，扣除住房和能源消费的核心，CPI在1～9月仅上涨了0.8个百分点，总体供求格局并未恶化或逆转，通胀近期仍温和可控，但从未来五年看则应未雨绸缪，立足自身，及时化解国际国内涨价因素。

    调控：“好”字优先，货币“从紧”

    趋紧的价格走势，加之地方政府换届后可能出现的新一轮投资冲动，使中央对明年调控提出“又好又快”时，更加强调“好字优先”；与此同时，“稳健的财政政策”之外，货币政策也从目前的“适度从紧”趋向“从紧”。

    权威人士指出，今年以来5次加息、9次上调准备金率，延续着本轮调控“小步微调”的策略，使得经济在保持10%高增长的同时，避免了过热和震荡。而持续的高增长，经济运行也将不可避免地累积过热和通胀风险，因而有必要适度加强调控的力度，特别是在关系民生的物价等问题上。

    权威分析指出，对于明年的物价走势，涨落两方面的因素都将存在。

    推动明年物价上涨的因素，各方分析比较多，如持续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持续的全球性及国内流动性过剩、结构调整非一日之功、成本推动的延续等。

    在此基础上，也要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同样存在遏制通胀的诸多因素。

    首先，粮食连续四年丰收，小麦、稻谷、玉米国内供需基本平衡。总体上看，明年粮价可保持基本稳定，大豆食用植物油价格已达到历史最高点，随主要生产国种植面积扩大，预计明年5月以后大豆价格可能逐步趋稳。

    第二，猪肉供应也将逐步充裕。目前，猪粮比价为8.5:1，高于5.5:1的盈亏平衡点，生猪存栏逐渐恢复，预计到明年二季度后猪肉价格将出现明显回落。

    此外，绝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供大于求，价格可保持基本稳定。同时，财政增收、企业经济效益提高、外汇储备增加、进口渠道畅通，都将是抑制物价过快增长的因素。

    在这些条件存在的背景下，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是保持物价稳定，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保障。因此，预计明年将继续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支持结构调整，优化财政支出；同时，针对流动性过剩，针对通胀压力，将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 适度收紧明年的一系列经济目标。

    涨价背后的中长期难题

    从地少人多的国情角度分析，韩保江认为，这次价格上涨反映出我国固有的工农业矛盾。长期以来，我国的农副产品价格一直偏低，远低于其真实价值，“谷贱伤农、肉贱伤牧、蛋贱伤禽”，成为农民增收缓慢、挫伤农业积极性，进而造成结构性短缺的深层原因。“这次农产品价格上涨，某种程度上也是农副产品真实价值的回归”，韩保江认为，在土地日益稀缺的背景下，农副产品涨价有其必然性。

    因此，韩保江认为，为真正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中国已经到了由城镇居民来承担CPI上涨成本的阶段。但同时，政府应在明确排查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前提下，对于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众给予“明补”，即采取社会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临时性的补贴制度对其进行补贴。并引导居民进行消费结构、饮食结构的调整，使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真正从家庭做起。

    而张立群则认为，此次食品涨价是在粮食供求关系没有明显失衡的背景下出现的，从而暴露出我国农产品存在生产流通新矛盾。

    在他看来，对于农产品的生产、流通方式，包括其内在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支持引导体系都需做一个中长期的考虑。而且，当中国跨越了以吃饭为主的阶段后，农业生产、食品供给更为重要，因为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之后，这将涉及到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重新协调的问题。这需要政府更多的参与、引导。比如，在未来调控中既重视城市消费者的承受力，也要重视保证农民的正常利益，完善政府在粮食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调控；对于快速扩张的生物能源加工能力，则要根据现实国情，采取措施加以必要控制；对肉禽制品，政府则要改变“重消费、轻生产”的既有调控模式，提高对分散自发的市场流通体系的调控能力，重视农副产品的疫情疫病；同时认真关注未来可能出现的因产能急剧增加造成的价格大幅回落问题。

    “今后需研究解决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如何适应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产品、食品市场流通格局的变化，适时引导和规范农产品生产流通方式；如何通过政府的支持，保护农业这一弱质产业的发展，同时稳定市场食品价格等问题”，张立群分析说。

    尽管视角不同，但是，采访中这两位研究者都将此次物价上涨暴露出的中长期问题视为今后宏观调控所需面临的新挑战之一，即宏观调控如何协调好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好不同产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宏观调控的重点要从过去针对强势地区、强势部门、强势人群，向针对弱势地区、弱势部门、困难人群转化”，韩保江这样告诉记者。

    对此，他具体分析说，宏观调控重点不在于遏制需求，而在于调整结构。从未来看，除了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之外，宏观调控要注意以下四点：

    一是注意调整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协调央地关系，需要彻底厘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解决目前“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财权事权不对称”的情况，从而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需要解决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对行业之间分配差距之间的调整，在尊重市场配置资源、市场决定要素价格的基础上，要对价格的形成进行引导，如最低工资标准、最长工时限制等。

    二是宏观调控需要适应中国地区之间差别大且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何实施差别性调控政策，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给予不同的差别性政策，是下一步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三是需提高宏观调控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

    四是宏观调控过程中须更多借助市场机制的力量，而政府须转变职能，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张立群认为，在今后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和市场要更好地协调起来，做好各自该做的事情，这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基础。

    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中国经济中已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政府管理经济的范围完全不同的新领域，如股市、债市、期货和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以及银行间的货币和外汇市场等。对此，张立群认为，这几年在实体经济方面的宏观调控是卓有成效的，而在虚拟经济领域宏观调控的经验不多，而任务相当艰巨，尚须不断摸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