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越了改革开放的三十个年头之后，中国固有的低成本经济发展机制已经出现了“脱轨”，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之下，要素价格改革就是这场转型的前提。

资源、环境征税备受重视

在本次“两会”上，最先被提出的就是关于资源税改革的提案。今年政协会议一开幕，中国农工民主党（下称“农工党”）中央就递交了关于资源税改革的提案。这份提案建议，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2005》核算结果，2005年根据污染损失法核算的环境退化成本5787．9亿元，占地区合计GDP的20．93％，比上年增加669．6亿元，增长13．1％，在当前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下，开征环境税势在必行。

农工党中央还认为，现行价格形成机制，没有将环境资源等外部成本“内在化”，无法改变生产者、消费者破坏环境的行为，无法激励环境治理，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导致了某些生产污染性产品的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既逃避本国税负，又转移污染，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恶化。

因此，他们建议说，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初步体现了保护环境、限制污染的政策导向，与环保收费、财政补贴、环保专用资金等财政手段一起，在治理或减轻污染、加强环境保护、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现行税种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即环境税。

环境税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还比较单一，主要限于减税和免税。这种“减法”方式，不仅加重了主体税收的负担，而且由于调节面窄、力度不够，成效也不显著。总体上看，现行税收政策对调控企业和个人环境行为的作用有限。

无独有偶，2月29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在其“关于尽快调整资源税政策、促进资源节约的提案（草案）”中就写到，总体上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式还基本上是属于粗放型的，资源消耗高、污染严重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在运用产业、财政、土地、价格政策等多方面手段调节的同时，应进一步发挥税收政策的作用予以综合治理，直接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调整资源税。

刘克崮就认为，目前廉价的资源使得企业成本的外部化和社会化，导致环境和生态的极大浪费，资源稀缺的利益被低价对外转移。

劳动力成本日益凸显

物质资源的价格只是要素价格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劳动力价格的扭曲。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6年与2002年相比，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了8.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中特别是劳动者报酬增长偏慢。1994~2004年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20.1％和15.3％，居民收入增长率比企业和政府分别慢3个和5个百分点。

去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5%，同期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均工资的同比涨幅达到18.8%。也就是说，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增幅可能已接近甚至超过其整体生产的增速，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快步紧追，人力成本压力将更为迅速地扩散到下游消费。

此外，去年沿海地区“民工荒”现象仍然存在，城镇家政服务人员的薪资水平也在快速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事实，显示出了中国生产方式的扬弃和回归，因为不能总是靠牺牲劳动者价值来迎合资本维系的增长。

“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如果其它因素不变的话，劳动力成本的变化相应的应该是一个库兹涅兹曲线式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2003年，农民工的工资涨了0.7％，2004年涨了2.8％，2005年涨了6.5％，2006年涨了11.5％，2007年涨了20％，这说明国内整体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上涨。从2006年开始，最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其他收入人群。”

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第二次农业普查报告就显示，2006年末，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3100万人，农村从业人员47852万人，其差额只有5248万人，远比此前普遍认为的1.8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要小，表明中国所能享受的人口红利也较此前预想的有限。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通胀、外贸比较优势的影响，将成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展所需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成为必然和必需。

要素价格关乎中国发展

目前的经济模式中，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价格和低成本排放造就了一大批高污染、高物耗产业。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和电力等行业的发展路径无一不是如此。

由于资源在上述行业过于集中，使得上述产业的利润增速也明显高于其他部门，形成了上述产业高盈利的特征。良好的盈利前景使得上述产业不仅自身资本充裕，而且能以交易的成本从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获取资金，然后形成了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高投资困局。

上述行业在资源分配中的相对优势又继续形成了其在收入分配中的主导地位，收入分配不均使得全社会平均收入下降、有效消费不足。国内有效消费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则和出口导向政策共同作用，维持了中国的出口，同时形成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并在资本管制下增加了国内的流动性和银行信贷规模。

而这部分资金同高盈利行业自身形成的富裕资金共同作用，又形成了住房价格在内的较高资产价格，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高投资和高出口再次共同作用，又使经济可能陷入过热的危险。

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全国各地在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总额等“量”的扩张方面总是以较大的比例超目标增长；而在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直至体制改革等改善经济质量方面的目标，却没有得到充分解决。

 “十五”计划中，提出GDP年均增长7％，最终超额完成达到9.5％；要求2005年末全国耕地不少于19.2亿亩，结果比目标少了9000万亩；提出到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结果反而增长了27％。

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总量扩大，由此导致资源的粗放、低效使用和巨大资源浪费，使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劲。中国的人均土地、水和矿产资源都比较匮乏，有些重要资源还无法通过贸易而获得，只有高效率地节约利用，才能持续发展。所以在“十一五”规划中，“可持续”作为发展的理念被正式提出。

虽然目前物价上涨，政府也实施了从紧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但央行在《四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仍将要素改革放在了重点位置。

在该报告认为，对冲流动性及加强信贷调控等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主要是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创造平稳的货币金融环境，要利用好当前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的好时机，抓紧实施以扩大消费内需为主的一揽子结构性政策，改革资源要素价格机制，提高并强化环保、劳保标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分析人士表示，这说明推进要素价格改革已成共识，2008年将是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