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铁矿石价格的涨幅很高，在给钢铁行业带来巨大成本压力的同时，也给建筑、家电、汽车等下游行业带来了极大的涨价压力。”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邓崎琳对记者表示，钢材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对物价产生影响，给宏观经济的安全运行带来风险；建议国家从战略高度重视铁矿石资源的开发利用。
    由于我国对铁矿石的需求不断增加，而钢铁产业集中度又较低，因此铁矿石进口价格的制定一直受制于人。特别是近几年，铁矿石价格连年上涨，形成了成本压力。以武钢为例，今年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65%，武钢将因此增加生产成本80多亿元。邓崎琳表示，进口铁矿石涨价给钢铁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企业可以消解一部分，但不可能全部消除。
    考虑到“两防”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邓崎琳代表建议，国家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一方面增强我国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另一方面，国家还可以鼓励、支持钢铁企业加强国内铁矿石的开发利用，以保障我国宏观经济的安全运行。
    另外，邓崎琳指出，我国数以千计的中小钢铁企业的存在，不仅造成了市场上的无序竞争以及行业规范无法落实，更重要的是，有大量资源被这些企业无序开采，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和浪费。他建议，国家可以制定以特大型企业集团为核心的跨地区联合重组规划和相关政策，解决妨碍钢铁企业联合重组的实际问题，支持中央企业实施跨地区联合重组。
    “这种联合重组最好要与淘汰落后钢铁产能、优化产业布局相结合。”邓崎琳表示，《钢铁产业发展政策》规定：要进一步调整产业布局，鼓励钢铁业逐步向利用进口矿条件较好的沿江、沿海地区发展，逐步向钢材市场容量逐渐增多的地区转移。而国务院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中也指出：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要坚持扶优与汰劣结合、升级改造与淘汰落后结合、兼并重组与关闭破产结合，进一步优化企业结构和布局。
近年来，我国淘汰落后产能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着“原地关停、原地进一步扩大新的生产规模”的现象。邓崎琳指出，《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实施后，只有首钢曹妃甸和鞍钢营口鲅鱼圈两个沿海基地开工建设，即使算上宁波钢铁和宝钢，沿海布局的钢铁总产能也只有3400万吨（曹妃甸500万吨、营口500万吨、宁波钢铁400万吨、宝钢2000万吨），只占我国钢产量的6.4%。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世界年产钢500万吨以上的大型钢铁企业中，60%的企业建设在沿海地区，如日本濑户内海和太平洋沿岸、西欧的北海和地中海沿岸、美国的大西洋沿岸等。目前，我国沿海布局的钢铁产能比例仍太低。2007年，我国前10家钢铁企业的粗钢产量合计17996.94万吨，占全国总量的比重为36.79%，虽然比2006年提高1.94个百分点，但离2010年达到50%的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当前，如果不将淘汰落后与调整布局相结合，我国钢铁工业布局调整难度将更大，钢铁物流成本将进一步提高，钢铁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将被严重削弱。邓崎琳建议，国家应从政策措施上鼓励和引导内陆企业将准备新建的钢铁产能向沿海地区转移，特别是尽快批复已经具备条件的广西防城港和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