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1984年2月16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宝钢中央控制室

　　1980年国民经济的三年调整进入第二年，为了加大调整力度，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取代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宝钢的建设问题，又一次成为自上而下关注的焦点。引发这一焦点的是，宝钢在建设过程中，产生了基础桩位移的问题。

　　1980年夏季，正在打桩的宝钢初轧工地发生了桩基位移。消息不胫而走，社会上议论再起：“宝钢地基松软，今后可能滑进长江。”

　　尽管宝钢请来了宝钢顾问委员会的顾问、专家、教授们，经过现场踏勘，认为“大面积土建位移属于正常情况”，“位移量并未超过上限”。然而，桩基位移以及其他宝钢建设中的若干问题，再次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检查了因1977年特别是1978年经济建设上的高指标、新冒进所造成的一百几十亿元的财政赤字”，宝钢问题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北京、天津、上海等代表团的人大代表就宝钢建设问题4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代表们共提出60条意见，归纳为：为什么要上宝钢；厂址为什么选在上海软土层；宝钢会不会增加上海的环境污染；关于桩基位移；宝钢投资是不是无底洞；进口矿石有没有保证。冶金部部长唐克等诚恳地向代表们汇报了有关情况，表示要认真听取代表们的意见，一定要建设好宝钢。《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了这一事件，更加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1980年1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在全国省(市)长会议上，提出了宝钢工程是否停、缓建和下马的问题。不久，国务院正式通知上海：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指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11月4至5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决定：宝钢工程一号高炉系统(一期工程建设)推迟到1984年建成；二期工程全部停、缓建。

　　12月2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再次讨论宝钢工程调整问题，决定：宝钢二期工程停建；关于一期工程是否继续建设，采纳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的建议，组织专家论证；同时，要求宝钢现场保持稳定，做好停、缓建工作。会议提出，宝钢工程建设“要调整、退够，要下好。”

　　12月30日，兼任宝钢工程指挥部政委的陈锦华向国务院领导写信，陈述对宝钢工程调整问题的意见。为了“把损失减到最小程度”，陈锦华建议“不作下马处理，而叫缓建，即在国家给宝钢安排下马必不可少的开支金额内增加几千万元，让工程缓中求活”，“ 只需再增加3亿元投资，总支出保持4亿元水平，即可细水长流、缓中求活，工程不致完全中断。”

　　由国家计委、建委主持召开的宝钢一期工程建设论证会，1981年1月7日至11日在北京、12日至31日移至宝钢现场举行。中央17个部委，上海有关委、局、院校，以及宝钢工程指挥部、宝钢顾问委员会的领导、专家和教授200多人参加论证。经过论证，形成三种意见：一、停建，将到岸设备分到其他钢厂；二、按原进度继续建设；三、缩小规模、延长工期、分段建设，再花25亿元投资，把已投入的103亿元的工程救活。

　　1981年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听取宝钢论证会的情况汇报，决定宝钢自备电厂继续建设。8月7日，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国家计委、建委联合发出通知：宝钢一期改列为续建项目。

　　此后，宝钢一期工程进展顺利。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宝钢，回京后提出：“宝钢二期要上”。1985年9月，经过长达7年多时间的筹建，宝钢终于胜利建成投产。

　　                                                                           （本文作者徐庆全 当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