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陈云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煤炭和钢铁座谈会。10月14日至11月3日，召开煤炭座谈会；11月24日至12月11日，召开钢铁座谈会。

　　这两次座谈会，在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陈云传》和《陈云文集》2005年出版之前，几乎不为人所知。即使是这两本书出版以后，对这两次座谈会的研究和相关文献的出版也比较少见。这是因为，关于这两次座谈会的档案还没有公开，上述两本书披露出来的材料也比较简单，《陈云文集》更是只有陈云在煤炭座谈会的插话记录。对这两次座谈会介绍的比较全面、详细，一定意义上具有档案价值的文献，是由当时列席了这两次会议的苏星同志记录、在2000年又经许保利同志整理后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办公室编的《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1年第38——40期上发表的《工业调查研究的典范——关于60年代初陈云同志主持召开的煤炭座谈会和钢铁座谈会的记录》。

　　这份记录对学习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比较全面、真实地了解三年“大跃进” 煤炭和钢铁的情况和问题、深刻体会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

　　座谈会召开的背景

　　1961年的煤炭和钢铁座谈会是在两个大的背景下召开的。第一个背景是，中国正在逐步走出三年“大跃进”的急躁情绪和庐山会议的“左”的氛围。早在1960年6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写下《十年总结》一文，认识到：“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紧接着，毛泽东又在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前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陈云在煤炭和钢铁座谈会号召大家讲真话、讲实话。他说：“革命总有错，有对。好事讲不坏，坏的讲不好。对了的讲不错，错了的讲不对。今天天气哈哈哈，革命大事已去，胜利了的，也会大事已去。革命是为了什么？革命是准备牺牲的。革命是讲道理的。真理不能说成为错误，错误不能说成为真理。斗争是为了保护革命。居心不良的是极少数。一看就对的人，世界上还没有。”

　　第二个大背景是工业方面的困难开始明显地突出出来。1961年底，重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6.6%，煤炭和钢铁产量出现了三年“大跃进”中迅速上升和以后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其中，煤炭产量1960年为3.97亿吨，1961年下降为2.7 8亿吨；钢铁产量1960年为1866万吨，1961年下降为870万吨。情况令人震惊，但原因却一时弄不清楚，需要进行认真地调查研究。

　　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主持研究煤炭工业问题，要求煤炭部向中央写出报告。报告送上后，周恩来提议由陈云专门召开煤炭工业座谈会，真正把情况弄清楚，以便研究对策。

　　召开这两个座谈会，陈云虽然是临危授命，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却又是有备而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早在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的一个月前，陈云已到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研究。1961年三四月份，他又在北京、杭州、南京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具体办法。正是这些调查研究，加上陈云一直是主管中央财经工作的领导，使他对农业困难、粮食紧张、经济失衡的情况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更深的认识，更加重要的是，他对这些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意见。比如他在1961年1月提出的用高价糕点和糖果回收资金、5月提出的精减职工、8月提出的留足自留地等想法，在这两次座谈会上，他又根据煤炭和钢铁行业的具体情况，重新阐述或发展、完善了这些思想。

　　另一方面，陈云已经摸索出了一套比较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他在1961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从两个方面做调查研究。一个是像现在派工作组下去那样进行独立调查研究，这是急需要的。另一个是以部为单位，先开小型座谈会，比如召集五六个单位或工厂的人员，请有关各部也参加，听汇报发言。”“有些人对情况并不了解，甚至也可能会有虚报的，所以要以小会为主，参加的人要找的适当，宣布‘三不’即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让人畅所欲言，从各方面把问题兜出来。”这两次座谈会正是按照这些方式开的。

　　座谈会反映出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用群众运动方式搞经济建设要与科学管理结合起来。

　　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搞经济建设，这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进行的革命斗争的成功经验直接相关，并且在建国后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高层领导，也使基层干部和群众相信，群众运动完全可以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

　　从实际情况看，群众运动在“大跃进”中确实带来了一些缺点和问题。如阳泉矿务局的 管理制度剩下不到一半，自流了。留下的主要的是安全，一个未动，其他残缺不全了。平顶山矿务局，提出了“正规循环作业是否尊重科学的问题。河南打下去一年多，今年三四月间才恢复。说正规循环作业是形而上学。在提高群众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上损失很大。”鸡西矿务局则汇报，由于把群众运动与科学管理对立起来，导致现在管理上松、乱。采掘工人干什么的都有，吹喇叭，画画，每个坑口都有。考勤也流于形式，因为人口不清。现在非常混乱，无秩序。在开滦矿务局，群众运动中“不尊重工程师。过去方案是从技术员来，现在是要什么来什么。”阜新矿务局则提出：“机械化程度越高，越要管理。环节之间的衔接密切，一环出毛病，影响全局。企业管理上要求细，责任制要求严格。”

　　针对这些问题，陈云指出：过去有毛病，所以受攻击，但也有些好处。修正主义要同苏联工业上的办法分开，有些办法今后还是要用的。过去规章制度有弱点：机械、保险系数太大，只听上边的。现在把规章制度和群众运动的缺点去掉，好的保存下来。

　　在座谈会上，也有一些同志认为，完全可以也应该用群众运动方式搞经济建设。如阳泉矿务局 “1958年以来大的群众运动有24次。成功的有12次，占50%。很不好的有5次，占21%。有成绩有缺点的7次，占29%。1958年运动最多，有9次。1959年5次。1960年6次。1961年4次。成功的一年比一年多。1958年成功的占44%，有成绩有缺点的占33%，不成功的占23%。1959年成功的占40%，有成绩有缺点的占20%，不成功的占40%。1960年成功的占33%，有成绩有缺点的占33%，不成功的占33%。1961年基本上是好的。24次运动有8种类型：技术革新革命7次；生产管理5次；政治运动5次，高产1次；炼钢1次；生活2次；基本建设1次；文教卫生2次。”

　　阳泉矿务局分析成功的经验是： (1)先进行半个月的调查研究，有准备的进行，“三结合”。心中有数。(2) 让各方面的人员参加，在民主的空气下反复研究，干部工人没有什么压力。(3)调整了管理人员。(4)发动群众揭发浪费，挖潜力。(5)搞移溜、放炮，九要诀。加强了管理制度。而不成功的教训是：没有经验冒然推广。党委决定，大家执行，压力很大。实际上不是群众运动。45个工作面要搞40个，几乎基本上是强迫命令搞的，严重地打乱了生产秩序，破坏采掘衔接。遗留的欠账大部分是当时搞的。最不成功的是1958年5月的大破大立。最主要的问题没有在群众思想上解决必须有规章制度，必须遵守规章制度。这次运动不是有组织有准备的运动。对整个规章制度产生了极大的混乱。

　　阳泉矿务局对群众运动的总的结论是：(1)企业内部搞群众运动是可以的，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不但可以搞政治思想方面的，而且可以搞生产技术方面的；(2)群众运动必须加强和促进企业管理，而不是破坏它。生产技术方面的必须和职能部门结合起来。职能部门主管，大家帮助。(3)群众运动预先必须调查研究，心中有数，由点到面，充分发扬民主（有一幅对联：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横联岂有此理）。(4)群众运动要有党委的统一领导。一长制搞不成群众运动。

　　开滦矿务局也提出：依靠群众运动是对的，但应考虑如何同规章制度结合。

　　陈云肯定用群众运动方式搞经济建设是“一件好的事情”。但他同时强调指出，推广的“步骤太快也可以搞的不好。步骤是群众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他总结大家的意见指出，要想用群众运动方式搞好经济建设，就必须：“(1)必须发动群众；(2)加强管理不是破管理。(3)调查研究，逐步推广。(4)党的领导。另列一条：真正群众运动，不要强迫群众，列为第四条，党的领导第五条。”

　　二、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存在的问题。

　　工资在“大跃进”之前和开始的时候主要是计件工资。如阳泉矿务局1957年是分班计件，1958年计件，即全队包干，综合定额，个人分配。但到1960年10月取消了计件工资，出现平均主义倾向，到1961年才又改回计件。

　　平顶山矿务局现在的工资政策主要是计件工资，但以前说计件工资是修正主义，工业七十条出来才思想解放。中南局十二条谈到计件工资，党委书记不敢传达。

　　鞍钢计件面1961年年初不到10%，到年底才扩大到22%。

　　陈云认为：“井下工人应大部分是计件。”

　　工资的晋级也有问题。大家普遍反映晋级不及时。如武钢1956年到现在没有升级。鞍钢1957年应晋级25%。1958年，应晋级58491人，占32%，但只晋44453人，还有24%未晋级。1959年晋级75665人，占42%，但只晋54046人，还有30%未晋级。1960年，应晋级77673人，占35.6%，但只晋47691人，还有38.6%未晋级。

　　晋级的方式也是有问题的。大家认为，晋级在企业应当是比较正常化的东西，但现在常常用运动的形式。有的像武钢升级不是按已经达到的标准，结果达到了不能升；也有的企业没有达到的升级了。这多少影响积极性。还有的像阳泉矿务局那样，为使生活水平不降低，好坏不分，大量晋级。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晋级的比例太低：“1个小组10个人，1年升25%，全达八级工要28年。”“五年一次到八级要60岁以上。五年结了婚生两个孩子，生活不好维持，不如回农村。”但也有同志不同意这个观点：“一年升20%—25%，工人还是拥护的，28年的算法也不科学。因为不能所有的工人都是八级工，工业发展快，升的还可能快。多数工人满意这一条”。

　　有的同志反映工资标准不一致，有十几种。地区工资，有高有低。湖南一个省也不一样，有二类，有三类。结果同工不同酬。抬一个筐，一头40元，一头36元。湖南物价原来低，现在高了。煤比别的地方高。东北水电，湖南火电。盐、菜比东北贵。工资标准不统一。一级工31.78元，有千八百人是等外工资，3年了，最近才解决。干部有24元的，如从公社调来的。平时还好，发工资闹情绪。还有同志认为，地区的情况已经变化了，不是原来分类的情况了。形成同工不同酬，新工厂各地来的人多，问题突出。工人往往以高对低来算账。地区工资不改变，造成工人的意见很大。

　　奖励制度问题也比较集中。如鞍钢的计件与奖励同1957年比较，下降200多元。1957年计件占45.5%，1960年占0.8%。计件奖改为综合奖，收入又下降。1957年有51种奖励，1960年只有一种奖励。综合奖条件很高，劳动部规定7%，实际只发4%，很少人得奖。因为指标高，五个指标不易完成。计件变计时降的最多。奖励加不上去。取消班组长津贴，加班费。老工人降的多，新工人降的少。

　　许多同志欢迎单项奖，认为综合奖时间慢，刺激作用不大。另外，单项奖有个规定：一个工人同时不能拿两项以上的单项奖。大家认为这样不行。单项奖种类多：任务、安全、计划超额、坑木、维护、节约，等等。一个工种可能同时拿到三项以上，如果限制了就不行。七十条讲厂一级有奖，现在厂一级没有。

　　大家普遍认同，现在工人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如平顶山矿务局取消计件工资后收入降30%—40%，工人提升为干部，收入下降40%。湘钢的工资以1957年为100，1958年89.85，1959年69.54，1960年67.68。实际收入降低，工人变卖东西。统计101名老工人，以1957年为基数，1958年减8%，1959年减24.4%，1960年减25.5%，1961年减28%。鞍钢1960年职工平均工资773.9元，1957年职工平均工资969.8元。扣除老工人外调新工人增加，老工人工资： 1957年969.8元，1960年905.4元。生产工人降8.2%，少收入82.2元。技术干部少收入50.9元。四级工以上3.1万人，占工人24.6%，每人少收入234.4元。

　　三、生活问题带来的职工队伍的不稳定。

　　由于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和副食困难，工人的生活水平受到很大影响。

　　平顶山矿务局反映：生活水平下降最多的是老工人。过去工资高，农村东西便宜。现在，取消计件工资后收入降30%—40%，工人提升为干部，收入下降40%。但支出却全面紧张，主食、副食、服务都涨价。粮价上涨0.18—0.2元。原来平均工资54元，调整以后可达60元。三级工以下占73%。老工人和干部好的当月刚够花。原来的老工人卖四大件的很多。“升官不发财，粮食往下来”。家在农村的吃不到超产粮，蔬菜、棉花、麻都按工分分。

　　许昌地委反映：工人工资下降30%，但生活费用却提高40%。工人们说：“六十条是农民的六十条，是向着农民，害了工人。”“反正共产党不能不要工人。”工人卖四大件，卖衣服的很多。工人的发病率增加了。127个老工人，病号占52.57%。粮食品种调剂得不好，工人意见很大。一时光吃豆子，一时光吃高粮。“后方吃了前方粮”。工人有三愁：一愁没有菜；二愁没有钱，自由市场白菜每斤1.7元，南瓜0.25元；三是自己吃饱看着老婆孩子愁。一个老工人有7口人，月工资54元。许昌要求回家的老工人800人。

　　冶金工业部反映：从1960年第四季度开始口粮降低，副食品少，日用品缺乏，生活指数上升，生活困难。中等矿，重点辅助材料矿，粮食减4.3斤，减9.4%。其中28个矿山减10—15斤。20吨的大汽车司机32斤粮。油减少，50个矿每人5.23两，现在3.04两，减41.7%。好多矿山一年不见肉。粮食只有薯类一级一级包。矿山生活必需品鞋、袜、毛巾、肥皂均缺少。有的矿山每年供鞋一双。50个矿山有36个供不到一块肥皂。物价上涨，菜价上涨。生活费用涨40%。光吃饭，1960年12元，现在18元，高者25—28元。自由市场菜价，由一角涨到四五角。因为取消计件、奖金少、事故多，因此工资降低。庞家堡铁矿，1957年工资65.7元，现在58.2元，降12%，多者20%。职工生活困难的结果是：第一，大批离职，12个矿1—9月跑64人，占1960年全员的9%。庞家堡的情况更严重，连逃带减减少20%以上。加上减少，重点矿山减20%。跑的减的都是1958年来的壮劳动力。前线的人少了，后方的多了。非生产人员达到30%多。第二，出勤率降低。露天，1960年四季度95%，现在85%。坑内，1960年90%，现在80%。第三，大批的人种自留地。春耕、夏锄、看青、秋收占的时间很多。有的工人生产1000多斤粮食。第四，职工体力减弱，发病率提高。过去1%—1.5%，现在3%—3.5%。海南岛老工人32%有病，只能干4个多小时。职业病增多。司机、支柱的效率降低。职工宿舍不足，每人平均2.6平方米，重点5.9平方米。中小矿1.65平方米。职工80%不带家属，只有20%带家属。过去在农村好租房。现在农民赶工人，用房养猪养兔。工农关系紧张。劳动生产率：去年125吨，现在82吨，全年降25%，第三季度降40%。人身事故比去年提高35%。

　　针对生活紧张、工人回乡和自由市场的出现，陈云指出：“商人多了、黑市，这些都是树叶子，根本问题是物资购买力不平衡。吃穿200亿元。从前60—80亿斤猪肉进城，平均1元1斤回笼60—80亿元。每口猪出25斤油，75000万斤。算上鸡蛋100亿元；每人20尺布，6亿人60亿元，加上针织品也是100亿左右。吃穿这两项去了以后用别的来填不行。牙膏3000万只，手表100万只，每只100元，只有一亿元。补满这两个大头，用别的东西补靠不住。1950年300亿斤粮，880万担棉花可以定市场，那时购买力小。现在900亿斤解决不了问题。根本问题是增产粮食。提价提工资都不行。拖拖拉拉等一等搞到平衡。农民对自留地的积极性大，总是干。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不知道是哪个秀才想出来的。自由市场管而不死，放而不乱办不到。除非你有物资力量。用政治办法一管就死。大城市不必搞，农村市场有投机商人不可避免，城乡间总有搬运人。农民现在高兴。现在城市购买力流向农村，1956年我主张开放自由市场，开放10天，管住。那时力量大。50%的粮食收到我们手里。现在究竟怎么办，没有经验。贴什么补丁，要小心。各方面意见都听一下，怎样打补丁。”

　　大家普遍感到，生活问题以前也有，但性质不同。原来只影响积极性，现在已经影响到职工队伍的稳定。陈云说：“1959年上半年，关于城市蔬菜供应，汉口会议就提出搞基地的问题。1959年上半年讲粮食问题，有些同志不了解。我了解是这次座谈会。辽宁小组谈别的谈不下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张霖之也说：“到焦作开先进分子座谈会，谈生产谈不起来，就是谈生活。生活不安定，生产、掘进的出勤率和劳动效率都下降了。就是正确的采掘比例，现在的产量也上不去。”

　　职工队伍的不稳定首先就体现在减员上。如阳泉矿务局，从35000人变为33000人。每年自动减员2%。去年逃跑11.5%，今年上半年逃跑12.4%。开滦矿务局1960年开小差的2139人，占3%；今年1—8月份3328人，上升到5%，大部分是新工人。

　　有同志提出，做好家属工作，对巩固工人队伍具有决定作用。现在不但工人，干部也不稳定，有300多人不干了，其中有100多党员。许昌和平顶山的特点是工人不带家属，家属是在农村。“当工人不光荣”。分粮食分菜心里不好受。在农村吃菜吃不上，口粮只有15斤。有个工人看到自己的孩子皮包骨，别人的孩子很胖。农民基本口粮30斤，但可吃到六七十斤。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一动员回农村，党团员带头。

　　职工队伍的不稳定还体现在纪律性和阶级先进性的削弱： (1)普遍自动的加班加点。工人不是工作6小时，而是12小时；(2)进行投机活动；(3)变卖自己的东西。(4)私自搞些修理业。(5)星期天到小业主处生产（锄头几十元），让工人入股。(6)打短工。(7)搞小秋收。(8)分配给的东西高价出售。(9)小偷小摸。(10)6个小时以外加班拿工钱。

　　有同志提出，要想提高产量，从人和物的关系看，职工队伍的巩固提高是决定性的。职工队伍的巩固提高在教育和物质保证，物质保证是决定的。

　　思想教育工作对职工队伍的巩固提高是起作用的。平顶山矿务局反映，原来工人、干部对大跃进的认识、对前途方向的认识混乱，纪律松驰。自由市场和偷盗对思想有侵蚀。职工开始感到六十条对工人不利，讨论了以后感到有利。进行了形势、道德品质、纪律教育，并处理了一些问题后，有些效果。阳泉矿务局也认为，1961年春天抓形势教育，有点效果，当时30%的人干的不错，13%的人不想干了，其他的人马马糊糊，因生活不好，想回农村去种地。

　　淄博矿务局提出思想教育应该在解决一些问题中来进行。他们在1961年8月份进行教育时，工人说“家雀头包饺子，光说不做”，反映不解决实际问题。秋收时许多工人请假不准，就自动回去。要解决的问题有：(1)家属应参加劳动，记工分。(2)分配以后，照顾家属不低于一般农民生活水平。(3)粮、柴、菜同等价格，同样分配；(4)工资低的家庭困难的社里照顾。

　　陈云最后总结指出：煤矿工人过去条件差，不安全。现在是生活问题。解决办法：(1)机械化程度高，安全卫生一些，人少一些；(2)工资水平高一些，有吸收力；(3)家属进矿的有一定的比例，不在的探家；(4)矿工子弟参加煤矿做工。

　　四、关于技术人员的问题。

　　技术人员方面，大家主要提了三个问题：

　　一是生活待遇问题。平顶山矿务局1959年中技毕业的技术员工资35.5元，大学毕业的技术员56元，养不了家。“十年寒窗苦，三十五元五”。有同志反映，技术人员的工资没有工人高：电铲司机助手40元，采样工人50.1元。简单劳动的工资多：托儿所的干部平均54元，房产干部52元，食堂办事员63元，行政科58元；他们比技术工人和学生的工资高。太钢反映，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奖励，全部吹掉了。1957年发放奖金4800元，1958年发放奖金2.2万元，大炼钢铁以后一直没有恢复。技术干部在这些方面意见多。

　　二是数量减少。鸡西矿务局反映，衡山矿1959年有57个，一万吨煤是0.56人；1958年有49个，一万吨煤0.31人；1961年有50个，一万吨煤0.3人。这几年还从工人中提升了一部分技术员，1957、1958年淘汰了58人。现在还有50人。开滦矿务局反映，解放前的技术人员，有90%调走了。接续是个问题。现在调来的人少，教育质量降低了。矿的工程师没有十年不行。现在，没有搞计划、财务、工资专业人员。过去，账很细，现在只有一张表。技术经济指标都是估的。大学以上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要部里解决。中等学校的专业人员应由大区或矿区解决。

　　三是无职无权。开滦矿务局反映，1957年批判以后对技术人员光强调改造教育，不注意团结。反右倾保守又有他们。宣传上成了两结合。一条书记挂帅，一条工人创造。大跃进以来，头一个帽子是“绊脚石”，“事故佬”。不尊重工程师。过去方案是从技术员来，现在是要什么来什么。阜新矿务局在矿当总工程师要10年以上。在矿务局要15年以上。有了发明不能登报，没有出路。“师不如长”。不能入党，也不能当长。鸡西矿务局反映，出身不好的技术人员行政上不能当干部，技术上不能当工程师。“有功不显，有过难逃”。

　　薄一波指出：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毛主席讲，主要靠国民党留下的技术人员。这财产是我们的。溥仪还有用处。技术人员比溥仪好得多。毛病当然有，问题是怎样用。从外国回来的也差不多了。工人技术员也有毛病。一个叫资产阶级分子；“只专不红”“干部参加劳动”，这是整个空气。陈云接着说：“要把整个看法改变一下。”他还指出：技术人员比军阀、资本家好。我们接受工业，技术人员起了很大的作用。主席讲上海天津靠国民党留下的技术人员。出毛病，共产党也会出毛病。

　　最后，关于技术人员，陈云发表了重要看法。他说：认识上两点：(1)三种技术工人在现在这些人中是重要组成部分，少了他们不行；(2)中国搞工的人是救国的，是可以改造的。他们和政客不同，是搞工的。愿意把国家搞好。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1)业务部门要有职有权，党委领导，业务工作，群众运动要摆正。过去不应打乱而打乱了的行政指挥系统要搞起来；(2)认识问题。对家庭关系、历史问题、社会成分，组织部要有一个原则。中央组织部门对技术人员的过去、现在、环境、本人要有个恰当的看法。一个是过去和现在，一个是环境和本人。(3)这些人要改造和提高，把资产阶级意识慢慢磨掉。有些人改造，有些人提高。

　　五、“大跃进”与两笔账的问题。

　　所谓两笔账，就是指政治账和经济账。在座谈会上，这两个词虽然出现不多，但大家在讨论“大跃进”时期煤炭产量快速增长的原因时，实际上涉及到这个问题，即高指标（政治账）与增产办法（经济账）的关系问题。

　　大家认为，为了完成高增长，采取的办法有正常和不正常两种。

　　正常的方法有：

　　一是挖潜力。阜新矿务局设计能力1958年只达到81%，现在提高到147.9%。三年“大跃进”主要靠老井。有的产量达到设计能力的200%。

　　他们认为，1958年利用率120%是可以的，将300天提到360天。1959年过了一点，如果是1958年的数字1.9亿吨，不多出2000万吨，情况会好一些。1960年增3000万吨，就出问题了。1960年不提到2.4亿吨，煤的损失可以补上。1959年悬崖勒马就调整，不会伤元气。1958、1959年跃进是正常的。矿井超过20%左右是正常的，因正是壮年期，不仅天数而且把一些因素都估计进去。

　　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宋养初也认为，有些潜力应该挖。设计300天，生产330天，超10%，350天超15%，二班改三班超了30%。1957年设计能力79%多，应该上。问题是太过头。

　　二是政治干劲。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总结煤炭产量上升的原因时说，十五年左右赶上英国对煤矿工人是个很大的鼓舞。农业上苦战三年改变农村面貌振奋人心。

　　平顶山矿务局的同志也说，1957年冬、1958年春农村治山治水对工人影响很大。工人参观回来就敢想敢干。大炼钢铁一个是压力大，一个是敢想敢干。再一个是苦干。

　　陈云也同意这个观点。他总结煤炭增加的原因时说：有政治的干劲，15年赶上英国；水利建设，3年改变面貌，鼓起了工人的干劲。有物质条件的干劲。

　　三是技术革新。薄一波提出，增产因素中要加个技术革新。陈云表示同意，他说，加上有效的技术革新。

　　不正常的方法有：

　　一是吃老本，寅吃卯粮。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说，三年“大跃进”，千方百计出煤。10年、20年的矿，5年、10年开采完了。吃老本主要体现在露天矿上。

　　有同志指出：煤矿直接取得原料，先掘剥后采。这是根本的客观存在的规律。三年采煤中没有解决采掘和采剥的关系，使采剥失调。

　　露天矿的另一个问题是数量比较少，占全国产量的10%，所以阜新矿务局反映，露天现在没有煤采。一天吃2斤肉也出不来煤。海州露天矿工人干部的荣誉感是很强的。四季度已经很困难仍然拼命干。今年本来应该休整，还是拼命干。出勤率达93—95%。但确实无能为力。

　　薄一波也认为，增产因素中有些是不能持久的，有些是错误的， 如挖的过大。

　　陈云指出，吃老本是不适当的开采，从全局看是6000万吨，如果发生战争还是要赶。必要时吃老本。

　　二是带病作业。带病作业主要体现在巷道失修和设备失修上。

　　淄博矿务局反映，巷道失修比较严重，有297430米需要维修。从6、7月份开始修复87676米。还有11万多米失修，3年来年年欠账。（26）阜新矿务局也有这个问题：1960年失修巷道6万多米，现在还有2.3万多米巷道失修。

　　阜新矿务局的设备失修情况： 1960年失修率48.6%。今年6月末为45.6%，9月末为41.4%。电机车待修48.8%。机器出勤率：电铲： 1958年95%，1959年94%，1960年88%；电机车： 1958年84%，1959年86%，1960年80%，今年1—9月份65%。

　　三是乱采乱掘。阜新矿务局反映，为了提高产量，容易多吃厚的，少吃薄的，剩下薄的。淄博矿务局反映，开拓布局上的问题。1958年以前开始暴露，1958年以后并未解决，现在愈发展愈严重。原有的井口都打在前部，上部已经搞完，只能搞下部煤层。有的用原有的井口。三年来主要是采下部煤层。由于先搞厚煤层，抛了许多薄煤层，因此井下运输很困难。同时，面临以下问题：往下开和产量矛盾；一节一节提升复杂；工人在井下要走2700米，时间长消耗体力大；吃了厚煤层，开薄煤层效率低，劳动条件差。

　　四是浪费。平顶山矿务局反映，当时流行的观点是：为了工业化速度，资源丢一点也上算，“几年之后煤还不知道要不要哩”。薄一波批评了这个流行的观点。他说，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山东一个矿丢掉300万吨。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领会的两个观点

　　一、光求数量不解决问题，要把质量、品种放在第一位。

　　陈云在座谈会上指出：要工业现代化，管、板要发展。日本1700万吨钢，薄板350万吨。美、苏700多万。我们22万吨。日、法管二三百万吨。美、苏700多万吨，我们也是20多万吨。一个是钢种，一种是规格，光求数量不解决问题。

　　实际上，早在1959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钢铁指标的发言中就提出了重视产品质量和品种的问题。他说：“多生产一些钢当然是好事，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力争多增加八种重要钢材的产量，适应生产和建设的需要。”

　　1960年6月14-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进行扩大会议，毛泽东采纳并将这一思想扩展到全局。他说，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

　　陈云在钢铁座谈会上还提出，钢铁数量不增加那么多，品种能不能齐全一点？一面搞起来，一面增加好。也可以先搞一点轧机，然后补钢。当有同志提出，生产所需要的和轧机完全平衡比较困难时，陈云指出，一种方法，3000万吨大体上平衡，2000万吨解决品种，多了少轧，提前建设有浪费。建钢厂能否在几年建到3000万吨，不是轧钢机问题，还有其他条件。可否先建轧钢机，然后补钢。先投轧钢，后投轧钢是否可以。当然先投3000万吨同时投轧钢更合理一些。要提早一点合理（按比例）那就会有一点浪费。外贸部门说要的东西没有，工厂说按时要没有，要满足外国需要，要有大小不同的设备。穷的时候要浪费，因为要满足各种需要。

　　光求数量不解决问题，要把质量、品种放在第一位的思想既切中时弊，又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到现在，我们在钢铁问题上还存在重数量、轻品种的问题。

　　二、我们是好人有缺点。

　　在煤炭座谈会结束的时候，陈云说，为了解决问题，毛病缺点找的多了些。这一个说明应该成为我们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看待这两次座谈会所反映问题的一个标准。

　　在座谈会中，陈云就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缺点和问题指出：我们是好人有缺点：密植、双季稻都是好心，方法不对。我们是好人有缺点。电气排灌，农民非常满意。我们究竟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坏事不是出于本心，方法不对，完全可以说服农民。

　　这里面的两句话：“我们是好人有缺点”、“我们究竟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对于我们学习、研究历史特别是国史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

　　“我们是好人有缺点”、“我们究竟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实际上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到底谋一己私利，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党和国家的成绩和错误哪个是主流，哪个是枝节？对这个问题，如果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本着实事求是、公正的态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中国人民和利益的根本代表。我们党和国家的成绩是主要的、是主流，错误是次要的、是枝节。对待缺点和错误，正确的态度是，进行科学、全面地分析。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党，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光明磊落，承认错误，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改正错误，并且，每一次都在理论和实践上前进一大步，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别的任何一个政党的根本特点。这就要求历史研究要突出反映党和政府是如何纠正错误、总结教训并开始新的探索的。批评错误的目的，不是为了刻意渲染这些错误，而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深入研究错误产生的原因和找到防止此类错误重犯的办法，便于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为了丑化党和政府，给党所领导的事业抹黑，最终根本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现在有很多人在研究建国后的历史时，所着眼的、所要推翻的，恰恰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功绩远远大于错误这个基本的事实。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学术研究了，而是一种必须反对的政治思潮。

（更多内容见本网“冶金史话”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