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6月，在湖北武昌三佛阁，悄然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为铁厂购机、设厂、采铁、开煤的工作机构——湖北铁政局。细心的人发现，牌匾上的几个大字竟然是由新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亲笔题写的。日后，由它过渡而来的一个企业，就是大名鼎鼎的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系今日重钢前身。从汉阳铁厂到重钢的百年历程，不仅是一个企业的发展演变史，更是中国钢铁工业坎坷前行的缩影和写照。

　　汉阳铁厂肇建 从西化回归本土

　　早在1884年，刚刚经历了抗法大捷的张之洞萌生了开办铁厂的想法。战争中，他痛切地领受到了法国士兵手持枪炮的杀伤力。在后来呈交朝廷的《筹设炼铁厂折》中，他向光绪皇帝慷慨陈述了设厂的理由：“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决于铁。”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铁厂项目也跟着他移建湖北。湖北铁政局成立后，张之洞选址汉阳开始建厂，并下令“设法竭力赶办，务期早成一日，有一日之益”。 按照钢铁工业建设的一般规律，即使是在欧洲建设像汉阳铁厂一样的工厂至少也需3年的时间，然而，汉阳铁厂从开工到建成，只用了2年零10个月。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工业技术水平和该厂的规模与技术要求，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奇迹。

　　汉阳铁厂的设备和技术均源自欧洲，由于起点较高，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过10年左右。然而，早期的汉阳铁厂，无论是勘察设计，还是生产建设，都是在外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指导、参与下进行的。在张之洞官办时期，汉阳铁厂聘英国人贺伯生为总监工，英国人约翰逊为制图师，以后为比利时人白乃富，后又聘请德国人德培，各厂矿也聘有外籍工程师和工匠。在盛宣怀官督商办时期，汉阳铁厂仍大量聘请外国工匠。1905年汉阳铁厂改造时，聘卢森堡人吕柏为总工程师。在其介绍下，先后有17名卢森堡人在1906至1911年间加入汉阳铁厂改造。总工程师一职更是长期由外籍人员独占。

　　1902年到1918年间，汉阳铁厂先后出资选送了一批有志于从事钢铁冶金事业的学生到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知名大学学习专业知识。这些人学成回国后，逐渐成长为汉阳铁厂的技术骨干，许多人在各厂矿担任要职。其中还产生了汉阳铁厂历史上的首位华人工程师，编制刊行了中国最早的钢轨标准。

　　汉阳铁厂虽然是当时亚洲最早、最大的钢铁厂，有“20世纪雄厂”之称，但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注定只能是身不逢时、命运多舛。

　　1924年，汉阳铁厂几经波折后停产，配套矿山落入日本人之手，成为日本制铁所的原料输出基地。

　　铁血西迁 艰难中的辉煌

　　1937年，国民政府军政部以“前方抗战需要，自行铸造钢件甚急……亟需借用汉阳铁厂”为名接收了汉阳铁厂，计划重新开炉炼钢以供军用。1938年2月7日，由于重镇武汉也朝不保夕，蒋介石颁发手令：“汉阳钢铁厂应择要迁移，并限3月底迁移完毕为要！”

　　1938年3月1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正式组建，招揽流散在湖北、湖南、上海、香港等地的工程技术人员200多名，在武汉、宜昌、重庆等地同时开展设备拆卸、物资转运、新厂选址和建设工作。

　　拆卸工作从1938年3月开始。工作人员冒着日机的轰炸，随炸随修，日夜不停，一直坚持到武汉撤守。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共从汉阳铁厂等处拆卸设备器材5.68万吨，占到整个西迁物资的半壁之重。

　　与拆卸相比，转运工作更显艰难。钢迁会先后征集雇佣了2艘炮舰、11艘海轮、27艘江轮、4艘铁驳船、17艘拖轮、218只木驳船、7000只柏木船。设备物资先由武汉西运，到宜昌后，换乘能走三峡的大马力轮船转载运川。在运输极为困难的川江航段，钢迁会采用分节转运之方式，通过在三斗坪、庙河、巴东、巫山、奉节、万县、涪陵、九龙坡等处设转运站，躲轰炸，斗险滩，然后将物资运送到大渡口。该项工作从1938年6月开始，持续了1年零6个月，除被空袭炸毁2745吨物资外，其余均安全运抵。途中，23名工人被炸死，58人受伤。钢迁会自己雇佣的148艘木船有124艘安全抵达，兵工署划拨的228艘木船仅有67艘安全抵达。

　　后来，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仅此一例。”

　　在组织设备转运的同时，钢迁会以重庆大渡口为厂址建设新厂。各项工程均由中国技术人员设计，到1942年各项工程陆续建成后，钢迁会拥有綦江、南桐两大煤铁矿基地和专用的铁路与水上运输系统，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钢铁工业精英，鼎盛时期有员工15699人，钢铁产量一度占到抗战大后方钢铁总量的90%，除提供钢材供各兵工厂制造武器外，还试制、制造过飞机炸弹、迫击炮弹、德式磁质地雷、避弹钢板和卡宾枪用钢料等半成品武器，是抗战时期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被赞誉为“国之桢干”。

　　1949年 新旧交替的抉择时刻

　　“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我们日夜地工作着，生产军火。任何艰难的生活，我们都咬着牙忍受过来了，只希望胜利后过无忧衣食的日子。事实却不然，抗战虽然胜利了，我们的生活却一天天比胜利以前更痛苦。”这是1946年钢迁会工人在一封致全国各界的控诉书中的内容。

　　1946年3月23日，钢迁会职工举行了反饥饿、反压迫的大罢工，却遭到了厂方的残酷镇压。1名工人被当场打死，此外还有8人重伤，多人轻伤或失踪，21名工人被强行资遣。

　　血的教训擦亮了职工的眼睛，也激励和鼓舞了职工的护厂斗志。

　　重庆解放前夕，钢迁会已改称二十九兵工厂。国民党在100吨炉、交流发电所等重要位置安放了10多吨“TNT”黄色炸药，阴谋破坏工厂，并狂妄地叫嚣“让解放军10年也恢复不了生产。”

　　在爱国厂长王怀琛等人的组织下，职工们组成护厂队，与国民党军警机智周旋。1949年11月30日凌晨，为了保护工厂，地下党员刘家彝、副工程师简国治等护厂积极分子排成长龙，用绳索和扁担等简陋工具把一箱箱炸药抢运到离厂房较远的空地上。就在炸药还剩下三分之一时，由于引信启爆，简国治、刘家彝、古传贤等17人当场壮烈殉职。烈士们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下来两台水管式锅炉，在二十九兵工厂后来恢复生产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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