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最终订为1800—2000万吨。这是继一九五八年后的第二个高指标。当时一些领导人，也包括冶金部的领导人在内，对“大跃进”的形势和钢产量翻番作了错误估计，又没有倾听内行的意见，以致为轰轰烈烈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误认为“大跃进”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引向更高的速度，对人民的情绪和可能发挥的能动性也作了错误的估计，误认为只要搞群众运动，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虽然毛泽东也提出过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但“左”的思想并没有克服。

　　第二个高指标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决定的。那时全国正在创高产，还没有觉察出生产中的许多问题，会上充满了乐观情绪，没有真正“压缩空气”。冶金部计划人员曾经提出由于矿山和轧钢设备不够，钢产量难于达到计划指标。毛泽东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没有过关的问题，再搞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过关。比如冶金设备的两头——采矿和轧钢设备还没有过关，什么时候可以过关？配套还没有配齐，什么时候可以配齐？有什么根据？但是，解决这些问题，非一年之功。因而，会上通过的指标是悬在空中的，在会后发表的公告中却公布了。一九五九年元旦开始，全国人民又投入了夺钢大战。

　　这一年同一九五八年有所不同，土高炉和土钢炉已废弃不用了，生产主要依靠小洋高炉和大中型钢铁厂。

　　二月十六日，召开了全国钢铁职工高产优质竞赛广播大会。李富春副总理、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都作了动员讲话。

　　尽管所有设备开足马力，第一季度钢的日产水平只有3万多吨，离年计划指标很远。看来，2000万吨钢是难以完成的。

　　四月二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中心是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会上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把指标降下来，有的不同意。最后，把钢产量指标修改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实际上仍然是过高的指标，不可能完成。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九五九年以钢、煤、粮、棉为中心的国民经济计划，把根本没有条件完成的高指标合法化，使整个工农业生产建设陷于被动局面。

　　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再一次研究钢铁及整个工业生产建设问题。会议针对钢铁生产和工业生产计划不能如期完成的问题，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三个问题：（一）一九五九年钢铁生产指标分成两个，一个是可靠的指标，另一个是争取的指标；（二）钢材的分配，要按照本年度能够生产的可靠数字进行；（三）如果钢材分配的数字减少了，势必要削减一些建设项目。

　　一九五九年五月冶金部向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提出：（一）按现有能力计算：钢是1300万吨，生铁2000万吨，钢材900万吨；（二）按现在已订到的设备如能按期交货，则可争取到钢1400万吨；（三）鼓足干劲，立即采取若干重要措施，可能争取到产钢1500—1600万吨。这次汇报明确承认完不成1650万吨钢的指标。五月十一日和五月十五日，陈云先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报告了财经小组关于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他说：一九五九年把钢材的产量定为900万吨，钢定为1300万吨，是有根据的，可能是比较适当的。他还说：为了退到可靠的阵地，站稳以后再前进，我们的生产建设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同时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站稳以后的前进是更踏实的前进，不致因此而泄气。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钢产量指标调整为1300万吨，钢材指标调整为900万吨，把绷得很紧的弦松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