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4日。鞍钢与整个国家同样面临新生。西北工学院毕业的一位大学生，被“一个命令调到鞍山”，他的成长，从此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联。

　　他，叫周传典。

　　对于本刊从鞍山发至北京的问候与采访请求，周传典欣然接受。这位87岁的老人，对那段日子，对鞍钢，对鞍山，所有的记忆依然年轻。

　　只有“土高炉”，没有“洋高炉”

　　上周三，一番周折，终于辗转得到周传典的电话。手里是鞍钢党委宣传部提供的周传典简介：周传典，安徽凤台人，1921年生。毕业于西北工学院，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到鞍钢工作。历任炼铁厂技术员、工程师、值班工长、副厂长等职。1958年调任武钢炼铁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武钢技术处处长。1964年调回鞍钢任炼铁厂厂长。1965年调冶金工业部工作，后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1986年后离休。

　　捏着人物简历和采访提纲，心下却踌躇起来：且不论老先生是否会拒人千里，仅就一位87岁的老人而言，一段未曾预约的时间不短的采访是否叨扰了老人的清静？仅一通电话，我们怎么证明自己的诚意、渴望甚至身份？

　　他有太足够的理由拒绝。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鞍山日报》啊？那是我的老关系了！”浓浓的安徽腔，笑着说的第一句话，打消了我的所有疑虑。

　　话题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周传典初到鞍钢开始。

　　“那是1949年7月4日，我一直记得这个日子。”前一年刚大学毕业的周传典正在华东解放区，忽然接到紧急命令，调到鞍山，支援鞍钢建设。“那时候刚解放啊，没有技术人才，日本人在技术岗位上不用中国人，只有在劳动岗位上才用中国人。”技术掌握在人家手中，要开工的鞍钢极度缺乏技术人才。周传典受命于危难之时，2号高炉的生产迫在眉睫。

　　在有过留学前苏联经历的周传典眼中，当时的鞍钢与前苏联的钢厂根本无法比，“到了鞍钢，高炉、平炉就没见过，几个地方有‘土高炉’，没有‘洋高炉’，当时钢铁生产基本上寥寥无几。”

　　

　　冶金专业出身的周传典在炼铁厂当上了见习技术员，2号高炉开炉生产，周传典亲眼见证亲身参与。“7月4号是鞍钢的重大节日啊，那天开始恢复生产了。”

　　周传典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加入，终结了鞍钢“炉内炉外掌握技术的没有中国人”的历史。

　　日本、美国都没解决的问题，我们解决了。

　　1950年，2号高炉炉长周传典突破了一项久未解决的技术难题，让世界“傻了眼”。

　　“当时的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王鹤寿提倡‘矛盾论’，就是要抓主要矛盾，就靠这个，我们搞了技术创新。”周传典细致地为我讲解这项伟大的创新前后经过：原料的含硅量高，就不适于炼铁。鞍钢原有的9部平炉，有三座用于原料冶炼前的“脱硅”，再到平炉去炼钢。周传典经过研究，在鞍钢2号高炉试用烧结矿冶炼低硅铁获得成功。“当时全世界（原料含硅量）都是1以上，我们把含硅量降到了0.5—0.6，可以直接炼钢了。”由此，把鞍钢三座平炉炼钢变成了9座。

　　这曾是美国、日本许多年来未能解决的老问题。这个成功，使当时鞍钢炼钢生产能力提高了50%。周传典也因此在1952年被评为鞍山市特等劳动模范并荣立鞍钢复产特等功。

　　1953年2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题为《鞍山钢铁公司是怎样大量培养工人技术员的》报道文章。编者按中提到，“鞍山钢铁公司用速成办法把大批工人培养成技术员，这种作法简单易行，很有成效，全国任何一个大、小厂矿都可仿效。如果全国各地都能像鞍钢这样，利用现场当课堂，请技术人员作老师，加速培养技术人才，就可以大大增强我国工业建设的力量。”

　　文中举例“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周传典”过去教工人李凤恩的时候，每天八小时，两个人在一起形影不离。周传典谈他教李凤恩看高炉风口，“每次总是让他先看，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我看，批评他的意见，最后再让他看……”这样曾反复进行过很多次。教李凤恩看铁样，抄化验表，也都是这样。周传典就在这些操作过程中，给李凤恩讲“氧化”、“还原”的道理及一般的化学、物理知识，并写过很多讲义。

　　周传典与李凤恩结成了互帮互教对象，曾被评选为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最佳典型。采访中，记者提及李凤恩，周传典不提自己的“为师之道”，却对这个“学生”赞赏有加：“（李凤恩）人比较聪明。我担任炉长时，他成了学习高炉技术的技术员；我当值班长、厂长时，他就是工长了……”

　　周传典先后两次在鞍钢工作，累加起来逾十年。从一个见习技术员直到厂长，甚至官至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传典的成长、成熟是在鞍钢，对这里他始终有份与有荣焉的认同感。

　　正是因为奉行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鞍钢的技术力量一下子异军突起。“全国当时只有鞍钢这一个现代化的钢厂，有一万五千名技术人员，后来都调到各个省，开辟全国各大钢铁厂。”周传典本人也在1958年被调到武钢工作。回忆至此，周传典做了个好玩儿的比喻：“鞍钢是个老母鸡，下蛋下到全国！”“全国（钢铁）技术从哪里来？从鞍钢来！”

　　1964年，周传典再次被“点名”调回鞍钢炼铁厂任厂长，这是再一次的受命于危难之间。

　　毛主席睡不着觉了

　　周传典与鞍钢之缘，总有那么点儿患难真情的意味。

　　第一次来鞍钢，正式开工；第二次回鞍钢，面对的是“大跃进”后的凋敝。1964年，由于鞍钢有8座停产的高炉要恢复生产，周传典被再次调回鞍钢任炼铁厂厂长。

　　“大跃进就是大破坏！”周传典说，1956年鞍钢的生产指标超过了日本和前苏联，而一场“大跃进”，又让鞍钢退回到破烂不堪的惨状。“那几年大刀阔斧整改，到1966年，鞍钢又创造了新纪录，生产指标再次超过日本、前苏联……”

　　1965年，出了件“让毛主席睡不着觉”的事。这事，再次需要周传典离开鞍钢。

　　早在1958年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期间批转了关于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报告。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提出要加快“大三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并请周总理主管这件事。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刘彬约周传典谈话说：“国家决定建设西南三线基地，而攀枝花钒钛铁矿冶炼是一个世界性的特殊难题，如果钛铁分离技术关攻不破，大钢铁厂就不能建设，机械军工工业也搞不起来，打起仗来怎么办？毛主席因此睡不好觉，决心组织试验，国家决定抽调你去。”解决攀枝花铁矿的冶炼问题已成燃眉之急。于是他火速赴京。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吕东在与他谈话时说：“一旦打起来，沿海是靠不住的，武汉、包头、太原的钢铁厂也在敌人的轰炸圈内，现有的钢铁厂大都不能生产了，没有钢铁打什么仗？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在乌拉尔建了几个大钢铁厂。卫国战争中，乌拉尔以西的钢铁厂被德国人占领、破坏了，而苏联就是依靠乌拉尔的这些钢铁厂打败了希特勒。所以，中央已经决定在攀枝花建设后方战略基地。西南地区除钒钛铁矿资源足以建设大钢铁厂外，再没有什么大的矿藏了。”

                                                                            

                                                                               （本文选自2008年9月3日《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