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了B．B．阿列克谢耶夫和Д．В．加福利洛夫的力作——《乌拉尔冶金业：从远古到现今》 (<Медалургия Урала сдревнейих времё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一书。该书详细阐述了俄罗斯最重要的冶金工业区的历史，其考察时间之长远，运用统计资料和实证数据之丰富，在俄罗斯国内尚属首次，堪称冶金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该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历史与考古学研究所所长B．B．阿列克谢耶夫和该所高级研究员、俄联邦功勋学者刀．B．加福利洛夫博士。在该书之前，他们已经对乌拉尔的冶金业发展和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作了大量的研究， 已出版的相关重要著作有《17—20世纪乌拉尔的冶金工厂》 (((Медалургические заводы УралаXVII-XXBB．>>，叶卡捷琳堡2001年版)和《冶铁社会：1600—1900年瑞典与俄国的早期工业发展》 (<(1ron-Making Societies：Early ln dustrial Developmen tln Sweden and Russia,1600—1900,，与瑞典学者合著，英国牛津1998年版)，等等。

　　目前，已有数百部俄文、英文等涉及乌拉尔冶金业的著作问世，但这些都是工程、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地方志等领域的著作，乌拉尔冶金业只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在历史方面，学者的研究多针对某些时期的具体问题，而展现整个区域内冶金业历史全貌和发展进程的著作在此之前尚未出现，该书的出版填补了俄罗斯史学界的一大空白。

　　在具体叙述之前，作者首先以开篇的两大章《历史编纂学与史料》和《方法论》(第23～238页)对俄罗斯工业现代化理论进行了仔细研究，并以此为该书的方法论基础和乌拉尔冶金业发展阶段分期的理论依据。作者认为，只有从“现代化”、 “历史经验”和“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学因素”三个角度认识乌拉尔冶金业，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评价其在俄罗斯历史及世界工业文明中的地位(第126页)。

　　一、乌拉尔冶金业发展的阶段分期

　　作者将乌拉尔冶金业分为6个发展时期：前现代化时期，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17世纪；初级工业化时期，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早期工业化时期，从1861年到1917年；工业化时期，从1917年到1945年；后期工业化时期，从1946年到1991年；非工业化时期(市场改革，寻找向后工业现代化转型之路的时期)，从1991年至今。

　　(一)前现代化时期

　　作者认为，在前现代化时期乌拉尔已经成为冶金业生产的重要地区。从公元前三四千年开始，它便为欧亚大陆乌拉尔山脉以东和以西的广大区域提供青铜器(第239～243页)。公元前1500年前后，这里出现了铁器(第251页)。公元9～10世纪时，乌拉尔的金属加工业迅速发展，匠铺开始隶属于城市，可以满足当地人对金属生产工具的需求(第257～258页)。攻灭西伯利亚汗国之后，俄罗斯政府数次派人前往乌拉尔勘探矿藏，寻求贵重金属，并建设炼铜厂，向乌拉尔迁徙的俄罗斯人也开始建立农民式小型冶铁作坊，利用 矿砂熔炉冶炼出金属(第276～281页)。在一定程度上为18世纪乌拉尔的工厂冶金业做好了准备。

　　(二)初级工业化时期

　　尽管存在着半手工的家庭式冶金业，但是乌拉尔的初级工业化却并非产生于家庭经营，而是得益于国家对高炉炼钢法强有力的投资政策，因为当时俄国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需要加紧军工生产(第301～306页)。高炉生产的出现是冶金业历史上最重大的技术变革，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指标的急剧攀升。生产100普特的铁，如果用矿砂冶炼法，需要522人工作1天，而使用高炉冶炼法则仅需76人，即只有原来的1／7。这就揭示了矿砂冶炼法无法与高炉冶炼法竞争，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第315页)。

　　18世纪中叶，乌拉尔已经成为巨大的，甚至是世界级规模的工业区。18世纪，乌拉尔冶金业在形成时便具有很高的起点，与当时英国、法国、瑞典、德国最优秀企业的技术水准不相上下，并在许多指标上超过了它们。在整个18世纪，乌拉尔的高炉被认为是欧洲功率最大、效能最高的高炉。到18世纪末，乌拉尔生产了俄罗斯80％的生铁和近100％的铜(第344—345页)。凭借着乌拉尔强大的生产能力，俄罗斯在18世纪中期赶上西欧，超过瑞典，成为世界第一大金属生产国。乌拉尔高质量、高竞争力的钢铁制品不仅大规模出口西欧，还跨越海洋销售到了美国(第354～356页)。

　　乌拉尔的初级工业化不仅给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而且影响到了整个俄罗斯。

　　比农产品价值更高的金属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在国内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为国家带来了大量的财政红利，使大量资源从低效的农业部门中剥离出来，国家的整体现代化进程因此加速。

　　此外，乌拉尔钢铁大量出口英国，满足了那里工业革命的需要，对英国的现代化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8世纪是俄国封建主义的繁荣期，乌拉尔冶金业在此时走向了黄金时代，还出人意料地打开了国际市场。成功的原因，除了乌拉尔蕴藏着高品质的铁矿和铜矿石以外，还在于当地的木材储量非常丰富，因为当时冶金业的主要燃料还是木炭，而西方国家的森林资源却己接近枯竭。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工业主要以水为动力，而乌拉尔拥有大量的水能资源。此外，工厂里的农奴工人均由中部地区迁徙而来，除得到某些份地和草地之外，其劳动都是无偿的。

　　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发生了工业革命。它们的冶金业以蒸汽为动力，以煤炭做燃料，效率更高而成本更低，于是世界市场上充斥着廉价的英国铁制品。而乌拉尔地区缺乏煤炭和铁路，未能立刻充分利用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乌拉尔的冶金业继续以木炭为燃料，以水为动力，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并丧失了国外市场。到1860年，俄罗斯的生铁产量先后被英、法、美、德、比利时、奥匈等国超过，下滑到世界第七位(第398—399页)。乌拉尔冶金业被农奴制、垄断和不利的经济环境所困扰，面临着经济、财政、技术和社会等方面的重大危机。

　　(三)早期工业化时期

　　1861年俄国农奴制废除之后留下的大量封建残余在乌拉尔地区特别浓厚，乌拉尔冶金业的早期工业化阶段不得不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半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和劳动组织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展，抑制了生产的进步。所以改革后20年间乌拉尔冶金业陷入了下滑和停滞状态。19世纪80—90年代，乌拉尔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开始利用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经济发展进程一度有所加快，但是新型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技术生产结构迟迟未能建立，采矿工业发展迟缓。到19世纪末，乌拉尔冶金业已经失去了在国内的垄断地位，被迅速发展的南俄地区迎头赶上。

　　该书认为，乌拉尔冶金工业停滞的另一个原因是乌拉尔缺乏高质量的矿物燃料，冶金业所需燃料由木炭转为矿物非常困难。这一原因在苏联历史编纂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1926—1945年间，随着乌拉尔一库兹巴斯联合公司的建设，这一问题才得到彻底的解决。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困境中的乌拉尔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对冶金技术和工艺进行彻底的更新换代，对经济和组织结构进行根本的改革。但是由于资金不足、区域内和国内储备资本匮乏以及利己的商业银行和外商投资政策，再加上后来一战、1917年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影响，上述方案并没有获得大规模推行。

　　(四)工业化时期

　　作者认为，乌拉尔的工业现代化阶段和后期工业现代化阶段是与俄罗斯历史上的苏联时期相伴始终的。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乌拉尔冶金业的面貌得到了根本的改观。在此期间内，为了扭转之前相对于工业发达国家的落后局面，摆脱西方的军事威胁，苏联加速了乌拉尔的工业发展，以社会主义为口号，开始向现代化过渡。的确，经历了革命和内战，乌拉尔的冶金业实际上是从零开始，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像库兹涅茨克冶金联合公司等巨型企业已经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装备，乌拉尔的冶金业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此时，乌拉尔冶金业完全转为使用矿物燃料，拥有了更加强劲的冶炼设备和新鲜的工艺，各项经济指标急剧提高。在1927年到1940年的14年内，乌拉尔的生铁产量增长了3倍，钢产量增长了近3．4倍(第574～577页)。

　　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人力消耗，在二战前及二战期间，苏联以乌拉尔的冶金业为基础建成了强大的国防工业，在粉碎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接收了自西部地区撤回的企业之后，乌拉尔成了名副其实的“武器工厂”、 “祖国的支点”，提供了国内40％的军用品，生产了70％的坦克、50％的大炮和50％的弹药。乌拉尔为苏联红军提供的武器，无 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了德军的装备，在对法西斯德国的胜利中发挥了突出作用(第638～640页)。

　　(五)后期工业化时期

　　战后，乌拉尔的后期工业现代化迅速发展，乌拉尔冶金业无论在规模和速度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有大幅度提升，这得益于科技革命的提速、国家东部地区的开发及苏联与美国的军事政治对抗。乌拉尔兴建了一批大型企业，添置了功率更强的设备，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

　　转炉和电炉生产、粉末冶金术等新工艺的采用和对矿石的拣选与综合利用，促进了乌拉尔冶金业产能的提高。与1945年相比，战后25年间乌拉尔的金属产量有了大幅增长，到1970年生铁产量增长了3．5倍，钢增长了4．1倍，轧材增长了5．1倍(第656页)。从1970年到1990年，该地区的生铁产量又增长了17．9％，钢增长了30．2％，轧材增长了21．9％(第707～710页)。假如乌拉尔的工厂能够更加广泛地更新技术装备，效益会更高。

　　该书认为，乌拉尔冶金业的极盛之时是20世纪70—80年代，但繁荣的背后也潜伏着巨大的隐忧。首先是矿藏正在枯竭。乌拉尔总共蕴藏了10亿吨的固体矿产，但到80年代中期，这里已经开始从苏联的欧洲部分和哈萨克斯坦运输矿石。

　　其次是国家投入不足，生产设备陈旧，普遍超过使用期限，产品技术含量较低，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第714—715页)。在条件艰苦的地区甚至还存在着革命前的工厂，这些企业的生铁、钢和轧材产量只占乌拉尔的6％一8％，但消耗的劳动力却占到该领域就业人口的25％。作者指出，乌拉尔冶金业之所以仍保留有陈旧技术，是因为战后苏联的主要精力用于恢复西部地区在战争期间被损毁的生产，然后又集中力量培育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并在中部地区(建设了“北方”和“利别茨”冶金厂)和各加盟共和国建立新的冶金业基地(建设了“哈萨克斯坦”和“外高加索”冶金厂等)。而乌拉尔冶金业的利益则经常被忽视，投入的资金远远无法使其从根本上实现现代化。

　　因此在市场化改革之初，乌拉尔冶金业便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第735～736页)。同时乌拉尔冶金业的发展还造成了生态的灾难性破坏、大量资金外流等一系列严峻的问题。

　　(六)非工业化时期

　　1991年苏联解体和市场化改革开启后，乌拉尔冶金业进入了非工业化时期，也是乌拉尔冶金业现代化进程的新时期。作者又将这一时期划分为几个阶段：1991—1994年是对市场环境的适应期；1994～2003年为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的 形成期；2003～2007年为企业由垂直一体化向大项目资本投资转变期，现有企业利用当代技术实现了现代化，其中有些企业己具备跨国公司的雏形。

　　市场化改革之后，俄罗斯国内金属产品的需求量锐减，乌拉尔的冶金业产量也下降了一半。

　　新办企业被迫搁置，老旧企业被迫倒闭，极度陈旧的设备被迫淘汰。用工量锐减，失业率陡升。

　　为了摆脱困境，乌拉尔冶金企业学会了适应市场环境。一些企业转而向其他国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成为世界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最大出口商。

　　时至今日，乌拉尔近60％的黑色金属产品和近90％的有色金属产品都用于出口。为了解决矿物和原 料的来源问题，冶金企业除开采深层地下资源以外，还对矿物进行综合加工，并对极地乌拉尔进行开发。利用现代技术和先进工艺，乌拉尔实现了生产设备的彻底升级换代，并开始向国际市场出口高技术产品。

　　由于俄罗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以及西部和南部领土的丧失，乌拉尔冶金产品在国内的比重急剧上升。现在乌拉尔冶金企业生产了全俄罗斯43％的生铁，43％的钢，近80％的铝土，36％的精炼钢，lOO％的钛和lOO％的镁合金。乌拉尔已经成为轧钢、管材、铜、铝、钛、镁及其他有色金属的最大出口地(第749～750页)。

　　但在许多技术经济指标上，乌拉尔冶金业仍然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其中，轧材生产中钢铁废料的生成率比工业发达国家高出50％，资源和能源消耗量高15％～25％，而在平均劳动生产率上，即便是先进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冶金联合公司也只有工业发达国家的40％一50％(第806页)。

　　此外，区域内生态环境的紧张、矿产的逐渐枯竭、亚洲国家的激烈竞争也是乌拉尔冶金业面临的巨大难题。作者还指出，乌拉尔集中了大量冶金产能，而矿产资源的最大产地却位于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从长远来看，只有形成产业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乌拉尔矿产资源匮乏的问题。

　　二、 乌拉尔冶金业的工业化遗迹研究

　　在该书的最后，作者还研究了乌拉尔工业化遗迹的现状。数百年来，乌拉尔走过了与德国的鲁尔、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等世界著名老工业地区相似的历程。乌拉尔工业经历过多次长时间的停滞，保存了不少冶金业遗迹，其中最主要的是城市工厂。它们不仅展现了冶金业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阶段，而且反映了其文化特征。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之后，这些庞然大物便成为工业化时代的见证，也就有了历史意义和保护纪念价值。

　　乌拉尔的工业化遗迹规模巨大，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保存完好，证明了俄罗斯与西欧属于统一的欧洲式工业文明，在世界工业文明史上也占据着重要地位。作者提议，必须仔细保护乌拉尔的工业化遗迹，并向俄罗斯及外国游客推介展出。

　　所以从后工业化理论的角度来看，对乌拉尔冶金业遗迹的研究也是作者的一大贡献。

　　除了包罗宏富的内容之外，该书中的大量信息和统计资料，特别是后苏联时代的资料，都是首次公之于世，之前并不为人知，更不用说用于科学研究了。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开创之功。

　　该书的附录也很丰富。每一章都附有史料名称，其中有很多之前从未被人用过。人名、地名和企业名索引方便读者查找阅读。还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书中配有大量珍稀图画和照片，真实地反映了17—20世纪乌拉尔冶金业的发展情况。

　　插图中不仅有杰出的冶金生产和矿山企业家、学者的肖像，也有工人的照片，这就使该书更加生动，更具有历史真实感。

　　总而言之，这部集大成式的著作不仅再现了乌拉尔冶金业数百年的历程，还指明了它对俄罗斯的意义及其在世界工业文明中的作用。但凡事无十全十美，除了部分观点尚存争议以外，该书还存在着其他一些不足，比如有些论点论证得不够严密，行文稍有拖沓重复。但瑕不掩瑜，它仍然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鸿篇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