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国强

   

    我的祖父靳树梁，字栋华，1899年4月1日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西黑山村。 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祖父为乡村塾师，收入微薄，难以维持家庭生计。他9岁时随在河南任县官的堂兄去开封读书。他学习勤奋，仅用3年半时间读完高小和中学，1912年，13岁考入河北公立工业专科学校应用化学科。通过学习，他认识到祖国地大物博，矿产丰富，应以先进技术开发宝藏；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系、1919年毕业。毕业后，任汉冶萍钢铁公司汉阳铁厂技术员，湛家矶扬子机器公司（即六道沟铁厂）助理工程师、工程师。1936年9月调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任钢铁组专门委员。同年为建中央钢铁总厂被派赴德国考查并任学习队长。1938年2月回国后任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工程师。1939年10月任云南钢铁厂建厂专门委员、工程师兼化铁股股长。1940年任威远铁厂厂长。1945年底任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钢铁组副组长、接受专门委员兼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本溪办事处处长、鞍山钢铁有限公司第一协理、本溪煤铁公司总经理。1948年2月19日鞍山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总顾问兼鞍山钢铁公司总顾问、本溪煤铁公司（经其建议更名并规划为本溪钢铁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长远规划处处长。1949年9月当选为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候补代表（全国政协代表排名顺序第486名、自然科学界代表），参加会议参议建国大政。建国后，1949年底在鞍本两钢铁公司领导岗位上调任东北工学院（当时初始名东北工业大学）建校委员会主任，1950年后任东北工学院首任院长、一级教授，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资深院士）兼东北分院副院长，冶金工业部总顾问（正部级待遇）、中国金属学会第1-3届常务副会长，辽宁省科技委员会主席、第1－3届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代表团副团长，第1、2届全国人大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第2届全国政协委员、第3届全国政协常委。1964年7月5日在沈阳逝世。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靳树梁痛恨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军阀政府的腐败，毅然参加示威游行。同年夏，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怀着开发祖国宝藏、投身冶金事业的热情，到汉口湛家矶扬子机器公司六河沟铁厂助理工程师。当时该公司高炉尚未竣工，他被派往汉阳铁厂实习任技术员。汉阳铁厂是当时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他在这里结合所学理论知识，进一步学习了高炉结构和生产技术。3个月后，扬子机器公司100吨高炉建成，他回厂参加开炉准备工作。高炉开炉后，由于军阀混战，购买和运输焦炭困难，高炉时开时停，工厂日渐亏本。1924年工厂易主，更名六河沟煤矿公司扬子铁厂。部分员工对工厂失去信心，自动辞职。靳树梁不忍舍弃冶炼事业，留厂维持高炉生产。他吃苦耐劳，勇于探索，努力钻研技术，逐渐成为炼铁能手，深得厂总工程师陈廷纪的器重；而总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和刚正作风也给靳树梁以很大影响。这期间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工厂停业，为了谋生曾做了近一年武汉革命政府武昌地方法院书记官。自1919年夏北洋大学采冶系毕业后至1936年秋任冶金工程师近17年的冶炼实践的生涯奠定了他冶金学家与炼铁专家的人生基础。

　　一、为建设中央钢铁总厂，在德国留学考察设计审查的岁月中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决定利用中德易货协议的外资，在湖南湘潭创办中央钢铁厂。

　　1936年秋经严恩棫推荐，靳树梁调到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工作。这时该会决定在湖南湘潭建设中央钢铁厂，建厂筹委会的主任委员是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解放后寓居海外，1951年回国定居北京，1971年去世），具体负责的是资源委员会矿业司司长程义法，技术总负责人是资源委员会钢铁组组长、建厂筹备委员会委员、汉冶萍钢铁公司的炼铁部主任严恩棫（钢铁界权威原汉阳铁厂副厂长，字冶之），靳树梁任资源委员会钢铁组副组长、建厂筹备委员会委员，是建设中央钢铁总厂的技术负总责的第二把手。1936年底，严恩棫与靳树梁被派往德国与承担中央钢铁厂设计的克虏伯公司商定初步设计，1937年回国汇报获批准。

　　当时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签订了引进全套设备和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议。为了给中央钢铁厂培养一批技术人材，资源委员会在全国进行了技术人员普查，从中选调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送往德国公费留学，委派靳树梁为队长率队赴德国考察留学。1937年1月由上海乘船经过长途跋涉靳树梁率杨树棠、李松堂、张匡夏、谭振雄、吴之风、史通、王原泰一行8人到达德国首都柏林，住进柏林工业大学。同期王之玺、毛鹤年、邵象华等已在国外不同地区学习，先后到柏林报到与他们汇合。受到了当时世界最著名的冶金学家该校钢铁冶金系主任杜勒尔教授的热情接待。他们先在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德语，同时学习杜勒尔教授的钢铁冶金学。同年5月，严恩棫率中国代表团来德审查钢铁总厂设计方案并与靳树梁（代表团成员之一）一起领导考察学习。他在德期间与靳树梁组织了原由中央钢铁厂派往德国学习的全体人员进行全面考察学习工作，并邀请与钢铁工业有关的留德学生和专家10余人参加中央钢铁厂的设计工作。依据中央钢铁厂工艺专业不同，严恩棫与靳树梁就组织他们结合本专业到德国工厂实习，计划在技术设计完成后一起回国。当时参加学习的技术人员有：靳树梁（负责全面工作兼学习炼铁工艺）、王之玺、邵象华、刘钢、杨树棠、谭振雄（学习炼钢工艺）、李松堂、史通（学习轧钢工艺）、毛鹤年、徐声潮、刘纯倓（学习电气电机）、齐慰、孙祥鹏（学习炼焦化学工艺）、郁国城（学习耐火材料冶金炉料）、吴之风（学习机械电气设备维修）等。靳树梁分配到克虏伯公司保贝克钢铁厂炼铁车间实习。不久，他参加了对德国为中央钢铁厂设计的方案和图纸的审查。

　　初到异国他乡，西方的文化让他们处处感到新奇，然而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德国钢铁工业的发达。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还是战败国。可是，到了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时，德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起来。到1936年，钢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年产1400万吨以上，许多钢铁企业都采用了200吨左右的平炉，15-20万吨的电炉和1000吨以上的高炉，少数钢铁企业已经有了30吨碱性底吹转炉，万吨的锻压机也已经实际应用了。相比之下，中国的钢铁生产显得那样的原始和落后。这对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来说，就不能不产生一种强烈的刺激：要富国强兵，就得很好的学习西方先进的自认科学知识、生产制度和经济管理制度。因此，留学生都自觉的刻苦学习，希望学有专长，将来为国效力。

　　在鲁尔区，他们主要是到克虏伯的各个钢铁厂进行实习。当时，多数人都住在工厂附近的居民家里，有的还要和房东一起吃饭。这样做有许多好处，一是锻炼了口语，二是通过接触和交谈，密切了与德国人民的感情，使他们学到了跟多东西。比如在周末，他们经常请厂里的技术员、工长等到住处做客，通过喝酒吃饭和他们交朋友。久而久之，这些德国人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乐意把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经验传授给中国留学生。一次，一位工长就把炼钢厂的年度总结给靳树梁与杨树棠看了，并让他们抄了下来。这可是一个重大的收获，对于筹建钢厂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不是和工长交上了好朋友，中国人是根本不可能看到年度生产总结的。当然，也有少数德国人歧视中国人，他们大多数都是纳粹分子。比如，他们明知道对方是中国留学生，却故意问：你们是日本人吗？中国人也不示弱，反问他：你是法国人吧？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使留学生们认识到：中国人在国外所以会受歧视，都是由于祖国羸弱，国际地位低所致。

　　在鲁尔区的时光，靳树梁先后到过克虏伯财团的莱因豪森钢铁厂、保尔伯克钢铁厂、埃森电炉南厂和北厂实习。在实习期间，主要是跟总工长和值班工程师学习冶炼操作技术和炉体维护等。

　　半年后，靳树梁率队又到克虏伯公司莱茵豪森钢铁厂实习。20余人按所实习和考察的专业分到相应的车间，靳树梁仍在炼铁车间。此厂有9座炼铁高炉，日总产量7000吨生铁，占全德铁产量的十分之一。靳树梁做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并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1949年在鞍、本钢工作调任东北工学院工作前夕，他将这份报告赠送给鞍山钢铁公司经理范杰良，迄今一直珍藏在鞍山钢铁公司档案馆。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华北和京沪等地相继沦陷，国内形势险恶。靳树梁再也按捺不住迫切的救国之情，遂与严恩棫、王之玺、刘刚一起申请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3月终于踏上了战火纷飞的祖国土地。

　　二、领导负责汉冶萍钢铁厂拆迁至后方规划大渡口钢铁厂建设

　　1938年3月，国内形势恶化，抗战声急，靳树梁、严恩棫、王之玺、刘钢四人急于参加抗战，申请提前回国。当年4月，返抵武汉，这时抗日战争已至紧张阶段，湘潭中央钢铁厂被迫停建，靳树梁、严恩棫等四人遂由资源委员会派到由兵工暑和资源委员会联合成立的汉冶萍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工作，靳树梁、严恩棫任迁建委员会委员，两人共同负责拆迁工程、担当起总工程师的实际技术工作。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任务是迅速有效地把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的部分设备拆迁到四川大渡口重建，以应战事急需。当时拟拆迁汉阳铁厂的250吨高炉、30吨马丁炉、钢轨轧机、钢板轧机、型钢轧机、机修设备以及其他附属设备。靳树梁、严恩棫考察了六河沟铁厂，根据四川省煤铁资源情况和拆运条件，提出“不拆汉阳铁厂250吨大高炉，拆六河沟铁厂100吨高炉和汉阳铁厂的两座30吨马丁炉炉体结构及换向阀、ф850钢轨轧机、钢板轧机、中小型轧机和全部机修设备及耐火材料”的比较切合实际的拆迁计划，搬迁总重量达5万吨左右，以利于在新厂址的矿石、焦炭等资源条件下，更早的投入生产。当即被拆建委员会采纳。当时日寇迫近武汉，沿江轰炸愈演愈烈，运输日益困难。他俩冒着枪雨和硝烟，到现场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常常与工人一起拆卸和包装设备零件材料等。幸得事先拆迁计划比较合理，主要设备大部分按计划运抵重庆，但仍有一部分来不及运出，另有一部分则被炸沉江中。苦干三月余，终于在7月，当日军逼近时，他们已基本完成预定拆迁任务，赶赴四川大渡口，靳树梁、严恩棫与全部拆迁人员也一起内迁重庆。此时靳树梁、严恩棫两人的心情，并无完成任务后的欣慰，相反却很沉重，因为政府虽已动员军民船只，全力抢运，可是仍有部分设备来不及运走，而投入长江中。

　　靳树梁同严恩棫抵渝后被派协助迁建委员会总工程师翁德銮工作，负责规划大渡口钢铁厂的布置和建设。在大渡口，他们先选择厂址，研究总体分布，确定高炉、平炉、轧机等的工艺位置，接着靳树梁到原料产地綦江、铁钩子等矿进行资源考察。回来后即开始了紧张的设计、安装和重建工作。他考虑到抗战急需钢铁，建100吨高炉和30吨马丁炉工期太长，而抗战急需钢铁以制造炮弹、手榴弹等武器。特别是四川省当时探明的煤铁资源质贫、层薄、分散，运输条件差等情况，又綦江一带一直沿用木炭炼铁，已将树林耗尽。遂与严恩棫、王之玺、刘刚等人商定，在煤铁原燃料条件的供应尚未得到保证以前，高炉容量不宜过大，而提出因地制宜利用四川本地薄煤层炼焦，先决定建20 吨高炉一座和10吨马丁炉一座以应急需。在严恩棫的主持下，由靳树梁具体负责20吨高炉设计，刘刚负责10吨马丁炉设计。此外靳树梁还为永荣铁厂设计了一座5吨炼铁炉。这样，争得了时间，高炉和马丁炉分别于1940年3月和1942年初投产，较快的为抗战提供了生铁。为此、靳树梁曾撰文说：“小型炼铁炉为近代技术，在交通困难，矿层贫薄的情况下，供战时生铁急需之时代产物，而东西典籍，查无资料记载，缺乏资料可以引证。创行伊始，众目睽睽，一国既出，群相效尤，得以救活当时之铁荒现象，实我国工业上莫大之成就。”

　　1938年，资源委员会、兵工署和云南省政府为解决云南地区兵工和机械建设的需要，决定在云南建设钢铁厂。1939 年10月，在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大渡口钢铁厂的规划工作基本就绪之后，资源委员会派靳树梁到云南钢铁厂任工程师兼炼铁股股长。当时严恩棫，王之玺已先调到昆明，对云南钢铁厂建厂资源情况做了基本调查。并以研究了易门铁矿、一平浪煤矿和初选的两个厂址，并确定了建厂规划，决定把云南钢铁厂建于距昆明数十公里处的安宁县郎家庄（今昆明钢铁公司所在地）。随后，靳树梁负责完成了50吨高炉的设计，由于当时海防被日军所占，原计划经海防进口机械材料已无法实现供货，正在准备施工的工程陷于停顿。直到1943年这座靳树梁设计的高炉在他离开云南钢铁厂调任资源委员会威远铁厂（现在的川威集团）任厂长三年后才得以投产。回忆1939年资源委员会与兵工署所属云南钢铁厂初建时，建厂筹备委员会由王宠佑任主任委员，周仁为副主任委员，严恩棫为委员兼工务处处长，王之玺为工务处副处长，全面负责建厂工作。建厂后，严恩棫任厂长，王之玺任副厂长。参加建设初期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有：靳树梁、谭振雄、吴之风、许声潮、杨尚灼、方刚等主要由中央钢铁总厂德国留学考察的部分人员组成。初期计划先建50吨高炉一座和1.5吨贝塞麦转炉两座，而后再建150吨高炉，并决定由靳树梁负责高炉设计，同时着手进行易门王家滩铁矿建设、一平浪的炼焦生产和昆阳耐火材料的烧制等工作。当时，昆明可以从越南海防运进各种设备和材料，工程进展较快。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到1943年建起了50吨高炉一座，1.5吨贝寒麦转炉两座，矿山、炼焦等配套工程也相继完成。高炉和转炉先后于1943年6月和12月先后投产。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当局忙于接受东北地区和沿海工矿企业，对云南钢铁厂已无暇顾及，遂于1945年9月停产封存，该厂先后共出铁102860吨，产钢373吨。

　　三、科学发展炼铁技术，为抗战出铁出力

　　1940年秋，日军侵占越南，通海防的道路被切断，建厂工作受到极大阻碍，几乎停顿，部分技术人员另行安排了工作，靳树梁被调任四川威远铁厂厂长，王之玺被调往陕甘地区进行煤铁资源调查。

　　1940年12月，资源委员会接办威远铁厂，调靳树梁任厂长，翌年1月8日工厂正式成立。当时厂内异常荒凉，高级职员、大部分工人均已离厂，生产瘫痪，人心浮动，工作千头万绪，百端待理。靳树梁首先集中力量清点仓库，检查设备，摸清厂内资产，于3月结束。接着转向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开展基建，补充人员，为职工谋福利，稳定队伍等一系列工作。

　　鉴于厂区布局欠妥，靳树梁和有关人员研究，做了部分调整。将地处偏僻的红豆树钢厂和杨家湾焦厂，移至蒋家湾，新址距铁厂只有15公里。此外，对职工宿舍、生活区等也做了相应部署。

　　工厂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各土铁厂的生产运输仍处于肩挑背扛，牛驮马载的状况，内外运输困难。为此，靳树梁主持厂务会研究，认为：如继续修筑原二十四军未完成的公路，需拨款1500万元。遂提出改筑新公路方案，此路沿宝溪河而上，经双桥，打穿石牛洞，至新厂，全长16.5公里，拨款仅需500万元。建成后，对内形成了煤、焦、白云石、耐火泥等的运输主干线，对外与威远城区、自贡等公路连接。通车时，靳树梁亲笔题《石牛洞》，立碑留念。

　　为复工，全面地进行了检修机器、装修动力，修复耐火工厂，整理矿井等等。

　　炼铁厂中，15吨高炉只有炉身空壳，而且炉型结构不合理，靳树梁经过细致考虑，提出改造方案并具体指导，将炉身加高60厘米，也相应的提高了煤气管道出口。又用8根钢板支架加固了原炉身铸铁的环形支撑架，以及重新制造和安装了所有的附属装置、管道、阀门，以及平台等。

　　靳树梁在主持修复15吨高炉的同时，对此类炉子普遍存在的焦耗高、产量低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此问题产生的原因为：“上升气体，择其疏通之路而趋，其作用不能及于炉料之全部，而仅及于疏通之部分，使畅者愈畅，阻者愈阻。”

　　“气流不畅部分，氧化铁未经还原，迨其降落炉缸与炽热之焦炭接触，乃被固体之炭所还原，因此增加焦炭之损耗。”

　　“氧化铁与固体炭之作用，吸收热力，使炉缸之热度降低，因而产铁品质随之低劣。”

　　“气体上升，即趋舒畅之路，则速度必高，而挟尘之力必大，使细粒之原料，随之散于炉外，增加原料之耗损。”

　　故炉料之分布必须均匀。但由于炉料粒度不一，所以解决布料问题“恒为炼铁炉设计者之难题。”

　　靳树梁知难而进，不拘于近代大型炉发展中对布料问题所循之一般途径，而是根据小型炉的特点，另辟新途。他利用厂里原有的料钟、料斗、以及矿石、焦炭等设备和原料，进行了入炉布料探索试验。经过试验、观察、改进，多次反复，最后终于设计出“小型炼铁炉标准炉喉。”其特点，靳树梁阐述说：“是项新式炉喉，为倒置体圆锥形，而异于常用之圆筒形。”其作用在“能约束沿炉盖下坠之炉料，使其变换方向，降落于距炉壁稍远之处。降落之料，如环形而坟起，继而降落，落于其颠，然后滑动而下，其内者滑下炉心，其外者滑下炉壁。至此批装进之料，乃先降原处，然后向外滑动而下，使炉心与炉壁近边，皆为滑下之较大块粒，孔隙疏畅，通风容易。虽则降落之原处，不免聚积细粒，阻塞风路，而其内之炉心，其外之炉壁附近，皆为气流通畅之处，亦皆还原作用活动之区，内外两面之作用，皆有侵入之机会，加之各细粒尚在向下移动之中，其本身之动转，及其层理之屏延，愈予上升气流以接触之机会，因得完成其还原作用。是即炼铁炉工作之正常状态，而小型炉仅能籍改进炉喉，已达成者也。”

　　此项研究成果，曾获国民党政府经济部305号五年专用证书，及教育部学术审计委员会奖励费10000元，其以《小型炼铁炉炉喉设计之探讨》为题的论文，发表于资源委员会季刊第四卷第四期《冶炼专号》，并被中国工程师学会桂林年会评选为得奖论文。

　　1942年12月25日，高炉经过艰苦紧张的修复改进后正式开炉，靳树梁所发明的小型炼铁炉标准炉喉也在此炉上得到了正式使用，获满意效果，焦比为1.2吨焦/吨铁,产量达设计率80%,而当时同类型炉一般的焦比为2吨焦/吨铁,产量设计率为50~60%.“修建12年的高炉出铁了！”顿时传遍全厂，人们无限喜悦。靳树梁也十分欣慰。

　　靳树梁为寻求最合理的工艺操作，以配合新型炉喉，继续提高经济、技术指标，他每天都深入现场，观察炉况，分析值班记录，亲笔提示操作要点、注意事项。由于操作不断改进，结果，使威远铁厂的焦耗降至平均1.147吨焦/吨铁,为当时同类型炉的最低值。

　　他对炼铁炉的改进和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改进风嘴倾角,防止炉缸冷凝；增加炉底防潮设置，使炼铁炉在多雨季节也能正常生产；以及被人们冠以“靳氏”的简易烧结法等，均在实际生产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靳树梁所领导的威远铁厂生产逐年上升，1942年产铁18.44吨；1943年为1704.23吨；1944年，虽因受山洪水灾影响，停炉大修两个月，但各类生铁总产量仍上升至2430.87吨。

　　为抗战出铁，他不遗余力的奉献着。

　　1944年11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到威远和自贡两县宣传抗日，进行募捐。靳树梁和大家热烈响应，在厂内开展了爱国献金活动，职员每人捐献一个月薪金，工人每人捐献半月薪金。冯玉祥将军为感谢和鼓励各界人士支援抗战，委托威远铁厂制作铸有冯亲亲笔所书“还我河山”的中国地图形状铁盾和铸有冯亲亲笔所书“收复失地”哑铃形状铁牌，共50块，用以曾捐献者留念。靳树梁欣然承允，12月完成后，亲自送到自贡县冯玉祥处。冯玉祥极为感动，备四菜一汤热情款待。席间叙谈许久，素不相识，但爱国之心相连。

　　抗日战争胜利后，资源委员会调靳树梁到东北接收日伪钢铁厂，任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本溪办事处处长，负责接收本溪煤铁公司等厂矿。1946年5月，靳树梁又被调到鞍山参加接收昭和制铁所等工厂和组建鞍山钢铁有限公司，任鞍山钢铁公司第一协理。

　　1947年底，解放军围攻鞍山，厂内秩序紊乱，总经理逃入关内。靳树梁与其他协理多次筹划保厂措施，有效地领导了鞍钢警卫队的护厂工作，使设备、图纸、资料等能较完好地保存下来，为解放后迅速恢复生产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靳树梁被调任本溪钢铁公司总工程师兼计划处副处长。他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本溪一铁厂2号高炉的修复工程。接着他提出了《本溪煤铁公司三年计划的意见》，建议修复采矿、选矿、采煤、炼焦、炼铁系统，新建炼钢、轧钢系统，将煤铁公司建成钢铁联合企业。这一建议对本钢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0年，靳树梁调任东北工学院院长，一级教授，并亲自担任建校委员会主任。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把东北工学院建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冶金大学.为发展我国的冶金工业和炼铁科学，他不遗余力地从事和领导了炼铁教研室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解决高炉结瘤、总结高炉强化经验、研究高炉风口区降料理论、开拓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工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靳树梁多才多艺，他爱好古诗词，善书法，工篆刻，还下得一手好围棋。

　　1958年3月23日，靳树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高度的热情参加了人民政权建设和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他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他曾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长，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曾当选为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由于靳树梁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他为我国的钢铁冶金事业和冶金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留下了不朽的业绩，毛泽东主席赞誉:他为冶金界留德学派的代表人物，周恩来总理与薄熙来书记尊誉他是：“新中国钢铁冶金伟大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