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远县青溪镇的氵舞 水北岸，有一座古老苍凉的寺庙万寿宫。古寺左侧沿河伫立一道数百米长的石堤围栏，堤内是长满庄稼的绿色原野。就在这片广袤肥沃的土地上，曾经在沧桑的历史岁月中，发生过一段惊人的奇迹，闪耀过短暂的辉煌。晚清时期，这里兴建了中国近代最早最大的官商合办的钢铁企业青溪铁厂；它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大、实力强的近代工矿企业；它对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这在贵州历史上也是值得回顾和称道的闪光亮点。

　　洋务运动催生的产物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与英帝国签订我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与英法帝国签订《北京条约》，短短二十年间，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生灵涂炭，还断送了圆明园等稀世国宝。贫穷落后的中国已到了不堪一击，病入膏肓的境地。在这种情势下，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高官要员逐渐意识到，中国之所以被动挨打，任人宰割，原因是没有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没有西洋的发达工业和先进技术。于是他们开始重视洋务，逐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外交、通商、传教，以及输入武器、机械和科学技术等一切事务，并很快形成了一股潮流，也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所兴办的“洋务”，主要指引进西洋武器、装备、机械生产和科学技术。从事上述活动的官员称为“洋务派”，其代表人物从中央到地方有恭亲王奕祈、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他们继承了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掀起了兴办洋务运动浪潮。

　　就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浪潮中，有一位受洋务派影响颇深，竭力推崇洋务运动的朝廷高官浮出水面，他就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时任贵州巡抚的潘霨。他拥护和实践工业兴国，热心矿务，四处奔走，力排众议，冒着极大的风险，坚定不移地在贵州筹建青溪铁厂，成为近代贵州兴建大型钢铁企业的首创者和奠基人。

　　晚清时期以卫为建置的青溪，属黔东镇远府管辖，位处西南边域，为湘黔两省接壤之地，山峦起伏，偏远贫瘠。为什么潘霨要将铁厂兴建在青溪，当时许多人感到疑惑，甚至觉得荒唐。然而潘霨根据当时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偏偏作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选择，这应该是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就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正处在洋务运动蓬勃发展的阶段，各地急需创办一批工矿企业，需要大量的铁矿石和钢铁产品，而青溪又盛产铁矿，故而确立了优势，抢占了先机，而聪明睿智、勇于开拓的潘霨就看准了这一点，决定大胆先行，在青溪兴建铁厂。如若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分析，当时远离朝廷的贵州青溪能率先创办铁厂，其真实原因则是各省民族工业发展的渴求；是国情时局的需要；更是洋务运动催生下的必然产物。

　　办厂兴业的曲折历程

　　潘霨，字霨如，亦字伟如，江苏吴县人。较早涉入政坛，中年升居高位，对时政有敏锐的洞察力，积极主张工业兴国，竭力推崇和拥护洋务运动。他亲眼目睹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在“求强”、“求富”口号下兴办的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煤矿、纺织厂、轮船制造厂和第一条铁路，激起他对创办钢铁企业的宏愿，并为此常与朝廷洋务派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保持联系，有的还交往甚密。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潘霨调任贵州巡抚。他心怀大志走马上任，千里迢迢来到黔地这个西南边远之省，只见崇山峻岭，满目苍凉，地脊民贫，感慨万千。但他并不灰心丧气，反而提振精神，一心创办矿业的决定矢志不移。他认为贵州山多，必有丰盈矿藏。刚刚上任，便抽调相关专业人员到全省各地进行考察。当他得知咸丰年（1856年），日本商人井上曾赴黔东镇远府青溪卫进行实地调查，发现蕴藏大量铁矿，并提出开采计划的史料信息后，心中甚喜。随即亲自带人到青溪考察，发现青溪沿舞水北岸一带山丘原野上，遍布民间土法冶炼生铁的高炉和土毛炉多达数十座，年产量高达20多万斤。在滚滚烟尘的升腾中，他兴奋不已，充满希望，决意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在青溪创建一座近代史无前例的钢铁企业青溪铁厂。为慎重起见，他又派人多次到青溪调查评估，认定此处办铁厂条件具备，时机得当。根据眼下青溪的现状，他认为，黔省虽地脊人贫，尺寸皆山，但矿产丰富，煤铁尤甚。各省机器局大小轮船，每岁所用煤铁以亿万计。现又设立海军，制造铁甲，实在需要，更属不资。查此二项为黔省大宗，开采易见成效。如能合用，则可远销各省，源源接济，亦免重价购自外洋之失。据《贵州通史》记载，光绪十一年（1885年），潘霨将在贵州兴办矿业之事拟定《黔省矿产甚多，煤、铁尤甚，可否体察开采折》上奏朝廷，得到朝廷“即看该署抚详细体察，认真开办，毋得徒托空言”的批复。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在进一步调查核实青溪矿产资料和办厂条件后，潘霨当机立断地把在青溪兴办铁厂事宜上奏清政府。其理由有三条：一是各省急需煤铁；二是贵州煤铁蕴藏丰富，极少开发利用；三是黔东江河纵横，水上交通便捷，货运可直达长江。此事当时上海《申报》作了报道：“贵州巡抚潘霨如中丞因贵州地脊民贫，尺寸皆山，清派员开铜铅煤铁销磺各矿，以裕国而便民，拟定章程数条入奏。此折已交户部核议，大约准如所清云。”潘霨上奏朝廷兴办贵州青溪铁厂，在当时各省引起较大的反响。

　　潘霨兴办铁厂一事，很快在朝廷官员中传开，顿时议论纷纭，支持和反对的声浪此起彼伏，争辩颇为激烈。在洋务派的当权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全力支持下，亲洋务派的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奏请光绪皇帝御批。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清政府同意和批准潘霨作即兴办贵州青溪铁厂，并谕知李鸿章、张之洞与潘霨“详细会商，酌核定议！”、“务将各矿认真经理”。

　　清政府同意兴建青溪铁厂，使潘霨异常兴奋，他追求工业兴国的梦想即可变成现实。他认为此举若能顺利成功，第一、贵州将拥有近代第一个大型钢铁企业，为黔省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二、贵州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大幅度增加，对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起到重要作用；第三、能为各省提供所需的钢铁产品，有力地支持蓬勃兴起的洋务运动，亦可为朝廷分忧；第四、既能提升贵州边远省在全国的地位，也能显现本人的能力、政绩和名望。他深知，筹办青溪铁厂这样开创性的大型钢铁企业，任重而艰难，必须交给一位懂行能干、忠于职守的人来承担。经过深思熟虑，他举贤不避亲，毅然选定胞弟潘露担当此重任。潘露时任上海制造局后选道，兼办贵州矿务，又任贵州机器矿务局总调度，是一个精通矿务，办事严谨、执着干炼的优秀管理人才。他欣然受命后，亲率多名矿务专家，离开上海来到镇远、青溪、玉屏等地，对矿区反复、仔细地考察，认为“铁质确系优良，水口亦甚便利，办理得法，可兴百年之利。”经潘露与潘霨多次研究商议，确定将青溪铁厂厂址设在青溪舞水北岸的万寿宫左侧的旷野上。

　　筹集资金是创办青溪铁厂的第一要务，也是成功与否的关键。经潘氏兄弟预算，办厂需银三十万两，面对这笔巨款，他们决定采取三条渠道筹措资金：一、由贵州地方政府拨一部分经费；二、商民入股投资，实行利润分成。三、向洋行贷款。原定商民股资可筹二十万两，为完成此数额，潘霨责成贵州矿务总局拟定《贵州矿务扎文》见诸各报。“扎文”中明确厂家与股民责权利同担共享的十三项条款，特别强调“本人系奉谕开办，兢兢业业，远鉴前车，力除恶习，事事务求实在，处处搏节经费，一切开支用人，慎之又慎。”以此鼓励商民积极认股。“扎文”还公开了青溪铁厂的招股计划及计息方法，宣布“无论何省绅士商民，均可附股。计每股收银一百两，共拟招三千股，含银三十万两。每股给股份票一张，息折一口，按月八厘起息，谓之‘官利’，届期携折向入股之局或原经手人支取。除原利外，犹有盈余谓之‘余利’，议作十五份均摊，以十份归各股友均分，其余五份为奖励各局诸人办事勤劳之用。”由此可见，早在一百多年前的青溪铁厂，就已经开始利用市场运作，实行股份制筹集资本，这或许是贵州最早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模式的大胆尝试。《贵州矿务扎文》公布后，招股和认股工作同时展开，但认股商民不甚踊跃，最终只完成一千股，获股银十万两，预算三十万两尚差二十万两。为确保办厂计划得以实施，贵州地方政府只好借拨款银一十九万二千两，至此共筹集办厂资金二十九万二千两。虽尚差八千两尾额，但基本保证了办厂所需资金。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贵州青溪铁厂这一“官商合办”的首家钢铁企业，经过一番周折，克服不少困难，由潘霨、潘露兄弟亲自筹划指挥，在青溪舞水河畔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正式破土动工。

　　昙花一现的悲情结局

　　光绪十三年（1887年）秋，青溪铁厂的土石方工程和基础设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与此同时，贵州矿务总局用众商民的股银八万两支出，派潘志俊、薛福成等人，远涉重洋，赴英国各地相关厂家进行考察，经过比较分析，认真商议，决定购买谛塞德机器制造厂的熔矿铁机炉、冶炼贝色麻钢炉、轧钢铁条板机床，以及一千七百八十余吨耐火砖材料，采购总价款为一万二千六百一十英镑。全部机器设备和所需物资于光绪十三年九月陆续抵达上海，通过严格开箱清点后，转道长江逆流而上，入洞庭，进沅江，溯舞水，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五月，安全运抵青溪。潘霨、潘露闻讯赶到青溪，见全货完整无损，倍感欣慰和喜悦。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月，潘霨上奏朝廷：“青溪铁厂匠作陆续到齐，矿洞开采丰旺，拟于年内开炉。”此后又经数月安装调试，各项程序核查，在确信运行安全无误后，于同年六月初一，青溪铁厂正式开炉炼铁生产。这一来自黔东镇远府青溪卫舞水河畔的特大喜讯，传遍贵州，震惊全国，尤其受到洋务派官宦重臣们的极大赞赏。

　　从《镇远通史》中悉知，建成后的青溪铁厂占地面积六十九亩，厂内生产分炼铁、炼钢、轧钢三部份；有各类机械设备三十二套。炼铁部份有大炉一座、吊机一座、汽炉五座、大鼓风机二座、热风炉四座。炼钢部份有钢炉、风炉二座、焊铁炉、汽锤炉各一座，以及机架、扇风机、炭铁炉、熔铁炉、钢板汽炉等。轧钢部份有水机、锯条机、大剪床各一座，钢炉、风炉各二座。技术人员有法国人罗克莱等外藉工程师五人，江浙技工二十余人，以及招募的普通工人近千人。不言而喻，这是当时中国唯一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近代钢铁企业。它比湖广总督张之洞1893年创办的湖北汉阳铁厂还要早三年。就冶炼能力而言，在正常情况下可日产生铁二十五吨，钢四十八吨。在首批生产的钢锭上都嵌有阴刻“天字一号”的标记，以示对大清皇权的尊意，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青溪铁厂废墟中出土这样的钢锭得到证实。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发生。青溪铁厂投产仅三个月，就遇到了重重困难，处境可危。首先，用于周转的生产资金匮乏，没有能力支付生产原料款和大批员工工资；其二、交通运输渠道单一，唯用水路往来运输产品物资装载量有限，不能满足厂方和顾主的需求；其三，由于未经地质专家翔实考察，科学论证，对当地地层情况模糊不清，未真正掌握铁矿品质及藏量，其优质铁矿供应不足；其四、使用炼铁的瓮安煤品位较低，若使用湖湘湾水优质煤运价过高，财力无法承受；其五，管理和技术人才奇缺，发生炉塞及其它事故无力处理修复；其六，具有高级管理水平，精通西学和洋务的铁厂领导者潘露因心力交悴，劳累成疾，于七月十六日病逝，给铁厂雪上加霜，前景黯然。面对难以应付的困境，原本踌躇满志的潘霨，此时心急如焚，无计可施。为保住用巨款建制的厂房和设施，他只好采取金蟾脱壳的无奈之举。他事先上奏朝廷，因铁厂主事人潘露积劳病故，无人督理，加之资金奇缺，生产艰难，暂行停工。然后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欲将青溪铁厂机器设备转给湖北办理。张之洞接电后婉言回绝。潘霨知道张不愿解危相助，又致电道：“大炉无恙。黔无妥员接手，已奏请由曾彦铨来接办。”其实潘霨十分清楚，如无回天之术，他苦心创办的青溪铁厂会即将夭折，那三十万银巨额投资将付诸东流。

　　危机中的青溪铁厂在苦撑挣扎，随时都有可能停产。为挽救危局，潘霨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月，再三督促贵州地方政府拨银四万两给贵州后补知府曾彦铨，由他继续接管青溪铁厂。然后曾以去四川重庆招股为由，乘机挪用侵吞了其中的官银二万五千两，致使青溪铁厂无钱周转，生产运作失常，最终被迫完全停产。曾彦铨虽被革职查办，但铁厂损失无法弥补。为使铁厂起死回生，身心疲惫的潘霨作最后一搏。他又举荐上海道员陈明远接手承办铁厂，但铁厂矿务却掌控在自己的亲戚瑞记洋行经理代玛德手中，他将有限的资金全部投入铜仁万山汞矿谋取利益，致使铁厂始终未能恢复生产。几经折腾，铁厂瘫痪，厂房建筑、机器设备等几乎损失殆尽，上千员工纷纷离去，所剩无几，整个厂区是一片冷落萧条的景象，陈明远因渎职纵容而遭撤职严处，但因潘霨用人失误而使仅存一线希望的青溪铁厂惨遭彻底破产。光绪十六年（1890年）七月，一个筹办五年，正常生产三个月，轰动一时的贵州大型钢铁企业青溪铁厂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青溪铁厂在洋务运动大潮的波峰浪尖上兴起，又在世道险恶的旋涡中悲情衰亡。潘霨的结局和铁厂的失败，是那个腐败没落的封建制度所注定的必然结果。然而晚清时期发生在贵州的这段历史值得回顾，耐人寻味，它对于当今正处在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洪流中的贵州现代化工业发展而言，或许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