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是陈云的座右铭和行动总则，贯穿他的一生，体现在他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点点滴滴。正如陈云所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尤其是在对我国钢铁工业的思考上，他更是将这15个字表现得淋漓尽致。 

　　

　　“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是超过英国了吗？”没多久，毛泽东又将赶上英国的时间改为10年，后来在一个批示中写道：“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 

　　现在来看，“超英赶美”脱离了当时中国发展的实际，但在那样一个阶段，求强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普遍心理期待。 

　　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中共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便是制定1959年国民经济指标。毛泽东提出，1959年的钢产量要比1958年“增加两倍”，即达到3000万吨。后来，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毛泽东认真考虑了赵尔陆的意见后说：“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 

　　事实上，即使是翻一番的2141万吨，也是难以完成的。 

　　毛泽东找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他请人研究过英国的情况。英国的资料表明，他们从年产钢869万吨到年产钢1655万吨，花费了17年的时间。陈云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番，是不可能的。 

　　陈云后来又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1959年的钢产量只能安排1200万~1250万吨。 

　　毛泽东考虑了陈云的意见，最后把1959年的钢铁指标再度压缩，降为1800万吨。即便如此，在陈云看来，1800万吨钢的指标还是难以完成。但1800万吨钢的指标还是在会议上得到通过。会议公报发表后，1800万吨钢的指标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 

　　陈云认为这个指标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来说不现实，但不好硬顶，决定采取“迂回”的办法说服毛泽东。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陈云在跟他一起吃饭时提醒道：“明年钢产量1800万吨，恐怕完不成。”1959年1月上旬，毛泽东找陈云谈话时，陈云又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指标太高。1800万吨，恐怕有点问题。”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 

　　为此，毛泽东还表扬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算细账说服毛泽东降指标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委托陈云对压缩钢铁指标进行研究。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经过他的仔细调查，认为“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细算了几笔账，算得大家心服口服： 

　　生产900万吨钢材，就要生产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1300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550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铁150万吨）。 

　　接着，他详细地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运输等几个方面来陈述指标的可行性。 

　　关于矿石。生产2000万吨铁就要7000万吨矿石。现有14个有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当年可采铁矿石5300万吨（1958年开采3460万吨）……如果全年开采7000万吨铁矿石，就要对大中型矿山进行基本建设工作，增加许多设备，事情并不轻易。但是从当年第一季度运出矿石1780万吨的情况看，只要继续抓紧这方面的工作，完成7000万吨的任务是可能的。 

　　关于焦炭。生产2000万吨生铁需要3000万吨焦炭，折合4500万吨洗煤，或者9000万~1亿吨炼焦煤。炼焦能力的情况是：原有的大型洋法生产可以达到1000万吨，新建的机械化炼焦炉和建议炼焦炉可以生产1000万吨，土法炼焦计划生产1000万吨，3项合计3000万吨。应该看到，炼焦方面的建设规模（包括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是不小的，即使能够如期建成，加上发挥原有的炼焦能力，也只能满足需要的2/3。其余1/3，即1000万吨，仍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 

　　关于耐火材料。据冶金部计算，全年需要各种耐火材料（包括黏土砖、硅砖、镁砖、高铝砖）420万吨，需要原料（黏土、硅石、镁矿石、高铝砂等）600万吨。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20%，其余80%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 

　　关于运输。为了生产2000万吨生铁，除了运输炼焦煤9000万~1亿吨以外，矿石、耐火材料等物资的运输量也是很大的。 

　　经过详细的计算，陈云最后得出结论：当年生产900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1300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要做很大的努力。 

　　最后，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意见。1959年5月23日，陈云在国务院中央财经小组上宣布了将当年钢产量降为1300万吨的决定。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5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387万吨，况且这一数字也掺了不少“水分”。 

　　

　　宝钢项目“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 

　　

　　“文革”结束之初，我国新上了一大批建设工程。当时，全国正在和计划建设的大项目有1700多个，小的有几万个。可是，中国的经济能力有限，承受不了这么多新建项目。陈云重新主管中国经济后决心进行调整，在调整中遇到了最为棘手的问题———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建设问题。当时，围绕宝钢项目的争议主要有三类：一是停建；二是立足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和关键设备；三是全部从日本进口。面对如此情况，中共中央委托陈云对宝钢项目是否继续建设做出决策。 

　　这个时候，宝钢已经与外商草签了一揽子合同，大批引进设备正在运往上海。如果停建，中国将蒙受沉重的经济损失；如果继续，又得投入巨大的资金。 

　　进退两难，怎么办？ 

　　陈云又一次坚持“只唯实”的态度，在北京听取各种意见。他先请薄一波同志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取搞过钢铁工作干部的意见，随后又仔细研究了7个部委有关宝钢建设的意见。1979年5月底，他专程到上海进行实地调查，听取上海市和市冶金局领导干部以及上海一、三、五钢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的意见。陈云还派秘书到宝钢工地的现场找工程指挥部的技术人员了解情况，并亲自与宝钢的领导干部进行深入探讨。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陈云还非常注意收集钢铁工业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采取措施的资料。 

　　1979年6月6日，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述了自己对宝钢问题的认识过程：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200亿元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不过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成绩是很大的。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我们应该从各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他坦言：“在近一个半月中间，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三次反复的考虑。第一次是在看了谷牧同志批的那个文件之后，认为应该基本立足于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关键设备还是要进口。这时，我请一波同志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听过去搞过钢铁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第二次是5月31日到上海以后，有个想法：全部进口吧。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我也有。我加了一条，买设备的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是6月6日离开上海时，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还是按照7个部委报告的意见办。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细听种种意见，陈云最后做出决断：“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 

　　就这样，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陈云的意见，经过研究，决定上海宝钢项目“干到底”。1986年5月18日，陈云视察宝钢，并为宝钢题词：“埋头实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宝钢的发展实践不可辩驳地证明，陈云关于宝钢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本文参阅了叶永烈的新作《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