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勇耀（重庆重钢）

　　堪称“华夏钢源”的汉阳铁厂，1890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在湖北龟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投产。汉阳铁厂虽然是当时亚洲最早、最大的钢铁厂，有“20世纪雄厂”之称，但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注定只能是生不逢时、命运多舛。1937年，国民政府军政部以“前方抗战需要，自行铸造钢件甚急……亟须借用汉阳铁厂”为名接收了汉阳铁厂，计划重新开炉炼钢以供军用。1938年2月7日，由于重镇武汉也朝不保夕，蒋介石颁发手令：“汉阳钢铁厂应择要迁移，并限3月底迁移完毕为要！”1938年3月1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正式组建，招揽流散在湖北、湖南、上海、香港等地的工程技术人员200多名，在武汉、宜昌、重庆等地同时开展设备拆卸、物资转运、新厂选址和建设工作。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创建之初，有两位主要负责人。主任委员杨继曾兼任军政部兵工署制造司司长，他政务繁忙，无暇顾及钢迁会的琐碎事务，因此，副主任委员张连科就成为主持钢铁厂迁建的实际负责人。据张连科的子女回忆，在张家简陋的客厅里，始终高悬着一幅于右任题赠的对联：“肩天下仕撑山骨，读古人书学竹心。”这既是张连科为人处世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忧国如家、爱厂如命的真实写照。

　　结缘钢铁 迁厂建功

　　张连科，号重山，1896年出生于贵州水城县，幼年时父母双亡，读书异常刻苦，因见水城矿产很多，便萌生了学矿救国之志。从贵州私立南明中学毕业后，他通过贵州省官费留日学生选拔考试获得赴日留学资格。在日本，他先是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院学习土木工程，后来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采矿冶金。由于国内政局动荡，留学官费时有时无，他不得不靠勤工俭学维系学业，终于在1927年学成归国。

　　1930年，江西九江有鄱罗公司在赣东北乐平开采煤矿，张连科受聘为工程师。后来，张连科经人介绍到南京兵工署资源司工作。在这里，他将国家需要和个人志趣很好地结合起来，先后撰写出版了《国防与石油》、《军用金属材料的自给与发展计划大纲》等重要报告，并奉命考察欧美各国钢铁事业，多年所学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1933年，他只身一人赴欧美考察，令他忧心难寐的一个基本国情是：关内全国钢铁和兵器产量总和还赶不上关外被日本侵略控制的辽宁一省。因此，他一心只在考察钢铁工业城镇，对于各地风景名胜都无意游览。回国后不久，张连科被任命为上海炼钢厂厂长。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张连科报请批准，亲自指挥全厂职工冒着日机轰炸抢运设备和物资，将上海炼钢厂安全搬迁至汉阳铁厂。随着战局的变化，武汉也岌岌可危。

　　1938年3月1日，国民政府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负责将汉阳铁厂及武汉附近其他各钢铁厂的机器设备抢运入川，张连科被任命为委员驻厂办公。他的一位朋友实地查看了汉阳铁厂后不无忧心地提醒说：“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建固不易，拆迁更难，真不知该从何入手。拆到四川后，一旦稍有错误，机器的组装将困难重重。”张连科闻言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当然是先搬重要设备，我们已为将来组装机器作了周密部署。”一年后，张连科与这位朋友在重庆重逢，朋友看到钢铁厂已经在大渡口投产并成为抗战后方最大的钢铁基地，感佩不已。

　　对于张连科在钢铁厂迁建过程中的不可磨灭的功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有过这样的评价：“（钢迁会）成立伊始，一切草创。关于拆卸机器与调度运输诸事，由公秉承主任委员，筹划指挥，旦夕勤劳，虽敌机频袭，弹雨横飞，而工作曾不少休。厂初迁至新址后，自开辟草莱，以致奠立基础，千头万绪，惨淡经营，不辞劳怨，无间始终。”

　　恪尽职守 公而忘私

　　1939年底，上海炼钢厂并入钢迁会。次年元旦，张连科被任命为钢迁会副主任委员，他的工作负荷愈加繁重。主持迁建期间，他无暇顾及家事，让妻子一个人带着3个幼小的孩子随难民潮回贵阳避难。当妻子、儿女来看他时，昔日那个西装革履、魁梧白胖的洋派厂长正穿着一条卡矶布短裤，戴着一顶草帽，站在荒草丛生的长江河滩上指挥搬运物资，活像一个干苦力的工头。

　　张连科生活简朴，不事烟酒。他虽然是万人大厂的厂长，但一家七口连一个佣人也没有，这在当时是极其少见的。为了节约物资以利抗战，张连科拒绝了配备给他的小汽车，改为骑马代步。

　　他对亲人和子女要求极严，他支持妻子担任抗日女工作队支队长，和职工家属们一起缝军衣，做军鞋，慰劳伤兵和前方将士。让子女和职工们一样吃配给的糙米和高粱，穿有补丁的衣裳和稻草编织的草鞋。张连科病重时，因平日不治家产，家无余财，他的妻子只有典当衣物来请医买药。

　　抗战期间，他最担心的是职工的防空安全问题，亲自部署修筑了很多防空洞，并对主要生产设备进行了伪装。但他自己经常在警报声中还照常坚守岗位，甚至照例巡视工作，令家人和下属格外担心。有一天早晨，还没到上班时间就响起了警报，张连科不得不躲进附近的防空洞。在幽暗的小油灯下，在隆隆的轰炸声中，他仍从容地地批阅文件。警报刚刚解除，他就跑出去组织职工救治伤员、清理现场。

　　积劳成疾 埋骨钢城

　　对于生产，张连科有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对职工的生活，他也格外关心。为了应对飞涨的米价，张连科开办食堂平价供给，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钢迁会办有高质量的子弟学校，很多小学教师是从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聘来的，中学教师都是大学毕业。此外，厂内还设有医院、图书馆、农场等。张连科将全部精力投入了抗战事业，却不幸因过度疲劳，正当壮年便疾病缠身。1944年夏，他被查出患有心肌炎，经中西医师治疗却未完全康复。家人回忆，他经常忍着疼痛，捂着胸口，满头大汗地抱病骑马前去上班；后来病情加重，不得不改为乘坐滑杆；最后行动越来越吃力，仍坚持在家里办公。1945年5月17日晚，张连科心脏病突发，昏厥不省人事，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9岁。

　　张连科去世后，全厂职工追念他的建厂之功，在厂区石门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并对其弱妻幼子优予抚恤。兵工署厂长会议为此延迟一周举行。国民政府参谋总长何应钦为张连科亲笔题写了墓碑。“文革”期间，张连科墓表被毁，后在重钢领导的关心下重建。重钢历史上曾有“重山村”地名，亦有纪念张连科之意。

　　另外，张连科作为一位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短暂的一生著述甚丰。除前面提到的两部著作外，还有《水城钢铁之冶炼》、《钢铁厂址问题之探讨》、《我国西南钢铁事业发展之蠡测》、《中国矿产志》等论著和《列强石油争夺战与我国应有的准备》、《石油采矿学上之一新研究》等科技论文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