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奎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像我一样经历解放战争炮火硝烟严酷环境考验的军人，脱下军装奔赴各条战线，成了新生活的建设者。1954年7月，我响应党的号召，由贵州调到云南，转入工业战线。

　　当初，我对工业一无所知，一切只有从头开始。我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我先后担任西南设计公司地质科长、冶金部有色冶金设计总院昆明办事处党总支书记、冶金部勘察总公司昆明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冶金部昆明冶金设计院党委副书记。这些机构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都是冶金部的派出机构，任务都是搞地质测量和设计。地质测量是设计建设的基础，没有地质测量就不能进行设计，没有科学设计就不能进行建设。

　　设计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杨正南同志调云南省建设委员会后，没有再配新的领导干部，实际上由我在主持党政工作。为了胜任这项工作，我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虚心向身边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学习。在此期间，我们先后参加了云南锡业公司、东川矿务局、昆明钢铁公司等冶金单位的地质测量和设计工作。设计院广大职工不畏艰苦，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日夜奋战，做了大量工作。记得那时有支歌叫《勘探队员之歌》，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勘探队员的理想和情怀，大家都爱唱。当时还有不少苏联专家帮助我们搞设计，我们提供的地质勘探设计资料满足了国外专家的设计需要。

　　1958年“大战钢铁”时，设计院承担了云、贵、川三省大战钢铁铜的调查规划任务。为了搞好调查规划，我带领设计地质队员深入贵州、四川的重点矿山进行调查，对一些条件较好的矿山及时组织力量加班加点，日夜奋战，按时按质完成了勘察设计任务，保证了这些地区矿山的建设，为钢铁、铜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大跃进”中有很多违反科学、不遵循客观规律的事情，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值得深思的。

　　1960年4月，我调到昆明钢铁公司任炼铁厂党委书记，时年30岁。为了完成钢铁会战任务，我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日夜奋战在高炉旁。那时由于高炉的生产条件很差，原料紧张，事故频繁发生。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昆钢职工的生活极端困难，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企业亏损严重。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当时我担任昆钢党委副书记，我们身体力行，认真贯彻执行。那时正值中央向全国发出“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昆明军区向昆钢派出了工作组，向地方传授政治工作经验。昆钢党委借学习解放军的大好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并掀起了以“优质低耗”为中心的竞赛高潮。经过全厂广大职工共同努力，战胜种种困难，1965年，昆钢实现扭亏为盈。

　　就在昆钢生产形势日渐好转，正在酝酿新的建设计划时，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昆钢视察。陪同视察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及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

　　在昆钢东区办公室，我们见到了邓小平同志。时任昆钢建设指挥长的祁山同志代表昆钢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当时，由于国际形势紧张，国内正在加速“三线”建设。我们考虑到战争因素，担心一旦打起仗来会影响到企业，对昆钢的建设规模提出了30万吨和50万吨两个方案。经过深入的讨论，邓小平同志听完汇报后指示：昆明钢铁厂生产规模第一步按50万吨搞，第二部达到100万吨。新设备要考虑好一点，50万吨建设用3年时间太长，应当快点。

　　将近一个小时的汇报会议结束后，邓小平等领导不顾劳累，又参观了250线材车间和250轧钢车间。小平同志说：这样的小高炉和小轧机，以后都不要，要搞大的。

　　邓小平同志对昆钢的视察，增强了领导班子的信心，鼓舞了广大职工的生产建设热情，对昆钢的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采访人：省委党史研究室杨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