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丹麦学者汤姆森根据历史上各阶段以生产工具为主的遗物的材质变化，将古代史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后，更多地与文明、国家等概念结合在一起。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的就是追求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面貌。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明的概念。目前，世界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对文明有一个通用的定义，即文明的出现必须有以下3个前提：城市的出现；社会等级的出现，且至少为3个等级；文字和宗教的出现。后来，有一部分学者提出，还必须有一套青铜冶金技术。例如世界最古老的两河流域文明（今伊拉克一带）、尼罗河的埃及文明、印度河的文明（今巴基斯坦一带），甚至新大陆美洲印第安人创造的文明，都拥有一套青铜冶金技术。而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更是拥有者与众不同的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笔者据此提出了中华文明的“冶金论”。

　　青铜器在中原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意义

　　我国中原地区出土了很多的青铜器，北方草原各民族以及边疆地区也出土了很多。那么青铜器如何冶炼铸造？铸成后做什么用？对文明有什么影响呢？

　　目前，我们找到的早期青铜器，除了个别的小件外，基本上集中在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4000年之间，而且没有一个明显使用红铜的阶段，也不能像西亚、东欧、东南欧那样明确地划分出近一千多年使用砷铜的阶段。我国最开始使用的就是青铜，而且与世界其他地区或我国周边地区有明显的差异。

　　这种差异体现在青铜器承载着中原的礼制、意识形态。在中原地区，青铜主要用作礼器，与宗教活动、政治活动以及身份、地位、等级紧密结合。历史上留下很多词语为证，例如“黄帝最早采首山铜，然后铸鼎”，“大禹铸鼎向九州”，“问鼎中原”，“三足鼎立”……鼎，代表了最高权力，代表了等级、地位、权力和财富。贵族也有权力使用鼎，例如“钟鸣鼎食”，而一般老百姓则使用木器、石器，个别老百姓有一些铜针、铜刀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青铜器在中原是与身份、地位、等级紧密相连的。王死后殉葬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这是有严格规定的，决不允许越制，是所谓的礼。一般老百姓不敢使用或者不敢成组地使用青铜器。

　　青铜器在中原还大量用于制造兵器，质量比其他地区的质量好。所以中原的青铜器是一个工厂化、流水化作业的技术与艺术相融合的产品。

　　中原的铜器通过贸易、战争，传到周边地区，因此周边也有很多青铜文化，甚至在中原早已进入铁器时代后，周边地区还停留在铜器时代。例如，西北、东北地区也有很多青铜器，但大多是作为装饰品，比如耳环、戒指。在内蒙古敖汉旗的大山子遗址出土的一位女王级别的墓葬，墓主人10个手指佩戴有11个大铜戒指。这些地区的青铜器并没有上升到礼器，也没有与财富、权力等联系起来。

　　复杂的青铜生产体制催生了中原文明

　　除了使用目的不同外，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青铜器的生产方式也有重大差别。

　　青铜的生产需要两种金属，一种是铜，一种是锡。铜矿比较多见，只要有大山一般都有铜矿。例如，晋南地区的中条山一带，长江中下游大冶到南京铜铁成矿带，山东的沂蒙山和山东半岛都有铜矿。但是中原的锡矿比较少，我国的锡矿要么分布在比较靠南的广西、云南、湖南、广东，要么分布在今天内蒙古赤峰以北、大兴安岭南麓的巨大锡矿带，或者在东天山。因此，古时中原地区的锡矿从哪里来，目前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题。没有锡矿，中原地区如何冶炼青铜呢？

　　为了解青铜的生产体系，从1987年开始，我们在以中条山为中心的晋南地区，以黑水河、党河、疏勒河为中心的河西地区，以赤峰为中心的辽西地区进行了一些矿冶遗址的挖掘与考察。截至目前，共发现100多处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年的遗址。

　　通过对这3个地区的遗迹进行冶金常规检测发现，3个地区的青铜冶炼水平呈3个格局。中原地区用氧化铜矿石炼红铜，而且没有出现铸造的痕迹，只有个别遗址出现很小的石范（采用石料制作的模具）。这个地区周边还有2个高等级的遗址，一个在黄河边上小浪底水库垣曲县的垣曲商城，另一个在中条山西北方的夏县东下冯。这两个遗址都是大城，而且出现了青铜器制造作坊。此外，还有更高等级的遗址，即河南二里头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都发现了青铜器作坊。由此我们推出，中原地区的青铜冶炼与铸造是分开的，而且锡矿的获取应该另有渠道，这些都意味着铜的生产有一套复杂的组织和管理制度。

　　中原周边地区的青铜冶炼则比较简单。西北地区把矿挖出来后，在黑水、党河边上炼铜，冶炼末加入锡合金后铸造成小型青铜器，冶炼和铸造并未分开。这个模式延续了两千多年。东北的辽西地区有两大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目前比较清楚的是夏家店上层文化，这里有巨大的铜锡共生矿资源，直接冶炼就成为青铜，但是质量很差，没有形成产品等级和生产组织。

　　相比之下，只有中原的青铜生产体制最复杂、最严格、最发达，产品等级最高。这种生产力要素客观上导致了管理机制的强化和扩张。青铜不同于其他产品，既有物理变化，也有化学变化，需要采矿、冶炼、造渣、制范、铸造，还得砍伐森林制造木炭，还需要鼓风等，需要调配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所以，微观上需要强大的管理，而且不同区域之间也要相互联系，这就需要政府在更高层面统一推动，从而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和中原文明的产生。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