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1887年―1936年），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幼入私塾，及长，先后赴日、英留学，1911年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动物学、地质学双科毕业证书。

　　丁文江为后人熟知和记取的本色形象是地质学家，地质学这一专门领域也确实构成了他一生事功的起点与终点。从1913年应邀出就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始，迄1935年底、1936年初在湖南踏勘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时不幸逝世，他对地质学科发展的关注和参与贯穿始终。他在专业领域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筚路蓝缕身体力行为本学科具体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典范，更表现在为西方地质学引入和相关学科建设所作的奠基性工作。他充分利用自身的办事才具，积极培育人才，进行全国性的地质踏勘，将1916年自己一手草创的地质调查所短时间内改造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科研机构，进而发展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步发展的领导中心”。中国地质学科的面貌焕然一新。胡适在1922年时即指出：“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与丁相知颇深的北大教授陶孟和有见于“在二十年间，在恶劣的军阀时代，在腐败的衙门空气之中，不特维持而且发展了一个服务而兼研究的科学组织”，更是立言精辟：“仅就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长任上仅呆了五年时间，随因家累较重离职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前后差不多又是五年。之后又因政治或他事牵缠，再也没有回到地质部门的行政岗位，但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对地质学科建设的关注。

　　丁文江重回学术部门，担当行政要职发挥其办事长才，已届30年代中期。在此之前，他还在中英庚款委员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多个团体中出任委员之职，积极参与科研文教的资源分配。

　　1934年，丁文江受蔡元培坚邀，继杨杏佛遗缺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研院因所从事的高深专门之学无立即济于时艰之用，长期不受政府重视，自成立之日起就因经费短绌处境尴尬。丁文江在获蔡元培的坚决支持后，重拾治理地质调查所的思路，在尽力争取政府支持的同时，侧重从内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收效显著。如通过整顿全院的行政中心――总办事处，提高了办事效率；设置评议会，确立了研究院机构的基础；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强了经费的统筹管理等等。上述诸项，用院长蔡元培的话说，“均为本院定百年大计”。

　　丁文江在进行学术研究与主持学术行政的同时，一直不敢忘情于政治。他与实际政治发生瓜葛约略可追溯至与梁启超的交往，而与少年时期“暴得大名”、占据着近代中国思想史枢纽位置的胡适缔交，更是促发与影响了其问政的取向。

　　1922年发起《努力周报》是丁文江积极议政的重要开端。《我们的政治主张》无疑是以胡适、丁文江为首的小群体问政的纲领性文件，而他在燕京大学的演讲《少数人的责任》进一步将自己的思考和盘托出，自此，“少数人”的责任心及起而用世，就成为丁对当时中国政治、社会所开出的药方；并在外患日益深重的催迫下发展为新式独裁论，呈现出与胡适等众多自由知识分子不同的独特思考。

　　在丁文江的政治思考中，对青年学生的将来作为寄予厚望。职是之故，1920年代初期张君劢对青年们的“误导”，在丁文江看来为祸非小，由此引发了中西文化接触数十年来的“第一次大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1926年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一直是丁文江最为时人及后世研究者非议的一段经历。丁接受孙传芳的邀请，固然受制于其对孙的判断，但更重要的是与他本人不仅坐而言而且笃于行的实干家性格分不开。他一直试图将其科学方法和实干精神服务于国家与社会。丁任职督办公署时间为时甚暂，却兢兢业业，有守有持，其间最重要的业绩就是奠定了大上海的规模，完成了久拖不决的会审公廨的交涉，使1860年以后开始丧失的相关主权部分得以收回。

　　北伐胜利后，丁文江因此职位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但这段经历并未使他有所“收敛”，在日寇步步进逼的国难时刻，丁文江奋袂而起，用学术研究的严肃态度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丁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主要发表于《独立评论》与天津《大公报》上，所议几乎覆盖了时局的所有重要方面。丁的些许看法虽然颇有乖违于时论之处，长期遭人曲解，但只要尽可能摒弃成见，不难回复其立言的本旨与脉络。

　　1936年1月丁文江在实地勘探中死于煤气中毒后的救治不当，得年仅49岁。丁氏之死对学界、国家造成的损失，各知友最有切肤之感。蔡元培说：“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胡适所见略同：“在君兄之死，真是一大损失。此君治学之外，实有办事的干才，不像我们书生只能拿笔杆，不能做事。”四年后，胡适将丁文江列为近代中国“受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十三位人物之一，称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