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周行健（１８９５～１９８６），冶金学家与冶金材料学家。他是我国开发电炉炼钢技术中率先进行特殊钢和合金铸铁研究者和生产者之一；与周仁等一起，倡导以铸代锻，首先在我国进行球墨铸铁研究成功；较早进行压力加工研究，并在上海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压力加工实验室；开拓了金属物理性质和摩擦与润滑方面的研究工作。他长期致力于科研组织领导工作，恢复、发展和创建了三个大型冶金科研机构。

　　周行健，又名周承乾，１８９５年出生于江西省广丰县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全家靠父亲做裁缝和种菜维持生活。周行健兄弟四人，他居长。１３岁时在其姑父的赞助下到县城进学堂。１９１６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翌年，留美学者周仁来校执教，主讲机械工程学，并兼工学院院长。周行健对周仁十分敬佩，两年多的师生情谊，为以后两人３０多年的密切共事，奠定了牢固基础。

　　１９１９年周行健于南京高师毕业后，由周仁举荐，先后到上海大效机器厂任机械绘图员，模范工厂机械设计室主任，三星铁工厂机械设计员。

　　１９２３年经中华教育职业社黄炎培介绍，周行健赴菲律宾教书，任马尼拉菲律宾华侨中学第一任校长兼数学教员。次年，他辞去校长职务，入菲律宾大学机械系学习，仍在华侨中学兼课。１９２６年周行健毕业并获学士学位；１９２７年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系讲师，１９２９年夏，应工程研究所所长周仁之聘，任该所专职副研究员、研究员，从此周行健开始了近６０年的科研工作生涯。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工程研究所从上海迁往昆明，周行健停薪留职自谋职业，任南昌江西汽车配件厂经理兼工程师。１９３９年应周仁电召，他辞去汽车配件厂职务赴昆明复职，被指派到中国电力制钢厂主持技术工作，任工务主任、副总工程师。

　　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８年他赴美国进修和考察，在匹兹堡克利夫兰开士理工大学工学院冶金系进修物理冶金等课程，并进行研究工作。在美考察期间，他参观考察了俄亥俄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的有关钢铁和冶金企业，与中国留美学者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受命探询进行有关研究工作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图书杂志。他以求贤若渴的热情联络和遴选人才，向国内有关单位推荐了留美学者钱临照、郭本坚、葛廷燧、邹元燨等人。他在推荐信中感慨地写道：“国内政局不定，楚材晋用，实为可惜。”力举“延聘青年致力于研究工作”并认为此乃国家研究机构“极重要之事。”

　　１９４８年底周行健返回祖国。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将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院长朱家骅于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３日及１４日，两次亲自写信给各所长及有关研究人员，敦促“务请当机立断，尽量将重要公物及同仁先行迁台。”周行健作为建院元老及高级研究人员，在众人中有一定声望和影响，在座谈会上明确表示：“科学是国家的。我们研究科学是为国家，不是为某一党、某一派。国共战争是内战，我们反对迁台湾。”在院内志士同仁的共同反对下，使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完整地归还了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周行健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科技事业。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６月他就到职，参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央研究院的军事接管。１９５０年３月，中央研究院工学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他被任命为研究员兼副馆长。１９５３年该馆改名为冶金陶瓷研究所，他仍任研究员兼副所长。１９５５年起周行健受命协助周仁筹建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长沙分所，后任长沙分所研究员兼所长。随着该所的更名和隶属关系的改变，他继续任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所长和冶金工业部长沙矿冶研究院院长及名誉院长等职。

　　周行健１９５２年加入九三学社，１９５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副主席、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曾担任过湖南省科委副主任，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金属学会第二、第三届常务理事，１９８６年被选为中国金属学会荣誉会员。

开发我国球墨铸铁技术

　　球墨铸铁是一种具有优良机械性能的灰口铸铁。一般在浇注之前，在铁液中加入少量球化剂（通常为镁、稀土镁合金或含铈的稀土合金）和孕育剂（通常为硅铁），使铁水凝固后形成球状石墨。此种铸铁的强度和韧性比其他铸铁高，有时可代替铸钢和可锻铸铁（ｍａｌｌｅａｂｌｅ ｃａｓｔ ｉｒｏｎ），在机械制造工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球墨铸铁在国外是１９４７年用于工业生产的。

　　１９５０年，国家正着手迅速恢复、发展我国的钢铁生产，周仁、周行健等受党和政府的委托。到鞍钢、大连等地考察，他们看到工厂所生产的机械强度不高的生铁，不能满足工农业生产的需要，为了提高生铁的强度，成立了球墨铸铁课题组。在周仁、周行健的亲自领导下，制订了研究计划和技术方案，一次次地试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球墨化添加剂，掌握了球墨铸铁的生产和热处理工艺，在全国率先研制成功。球墨铸铁的性能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科学通报》１９５０年１２月第１卷第８期以《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球状石墨铸铁试制过程》为题作了报道，引起了国内工业界的注意。许多工厂想用球墨铸铁来代替铸钢和可锻铸铁，纷纷来馆参观学习，使这一技术迅速得到推广。面对新中国工业建设正全面展开。考虑到铸钢和可锻铸铁所需的设备比较繁多，耗资巨大，增加产量颇为不易，而球墨铸铁，有一定技术力量的普通翻砂厂均可制造，所需设备及主要原料均较简单且易于运输，周仁、周行健等于１９５１年７月在《科学通报》（第２卷第７期）上著文，倡导大面积的进行推广。球墨铸铁的研究成功，为推行以铸代锻及生铁变性研究开辟了道路。

　　１９５０年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研究成功的球墨铸铁，经过产业部门的实际应用，到１９５１年已有不少工厂正式生产球墨铸铁件，１９５２年我国已能生产单件重７吨的铸件。在以后的几年内，又推广到冶金矿山、汽车拖拉机、动力、机车、造船、纺织通用机械、重型机床、起重运输、农机、电机、工具等机械制造行业，铸件范围可及于轧辊、机架、齿轮、曲轴、汽缸套、连杆、摇臂、活塞环等。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有冶金部、一机部和全国有关高等院交校及院内有关研究所共４６５人参加的金属研究工作报告会。会上，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系统地介绍了镁屑结加镁法和镁硅屑混合结一次处理法制造球墨铸铁、低合金铸铁和球墨铸铁的热处理，球墨铸铁的浇铸研究等成果，将球墨铸铁的研究及其成果的推广应用进一步推向深入。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５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１９５４年金属研究工作报告会会刊》丛编中，球墨铸铁以专册出版。

　　球墨铸铁研究获１９５６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努力开拓我国电炉炼钢事业

　　２０年代初，汉冶萍公司所属汉阳铁厂、大冶铁厂等相继停产，加之我国国力衰弱，又轻视发展工业，钢铁工业日益萧条，濒于绝境。１９２８年中，周仁筹建工程研究所时决定首先创建陶瓷与钢铁试验工场，并邀周行健共襄壮举。

　　１９２９年夏，周行健到工程所任副研究员时，钢铁试验工场已基本建成，装备有电炉、退火炉、加热炉和１吨锻锤等设备，以及金相和化学分析仪器。翌年，全面开始钢铁研究。周行健在周仁领导下，与严恩棫等一起积极开展研究工作。产品品种从普通铸铁，发展到耐磨铸铁。１９３２年钢铁产品已扩大到含铬、镍的特种铸铁、高硅铸铁和低碳韧性铸铁。１９３３年试制成功工具钢、高速钢以及发明不久的不锈钢、耐酸钢和汽门用钢。当时，普通厂家只能浇铸普通生铁，冶炼、铸造及制模等全凭老工人口述，根本谈不上炉前化验，金相检验、机械强度测试，对特种铸铁、铸钢及优质钢的冶炼，几乎很少有人尝试，周仁、周行健、严恩棫等进行科学试验和生产，为上海钢铁生产开辟了新的领域。

　　１９３９年，周行健被派到中国电力制钢厂主持技术工作，任工务主任、副总工程师，负责厂房建设和组织日常生产工作。从厂房设计、设备筹措和安装到生产管理，他事必躬亲。工厂在离昆明市区２２公里的安宁县桥头村，为了适应基建和生产的需要，及时处理各项工作，他基本上长驻厂内。从１９４０年起，在云南对外交通大动脉——滇越铁路被日军截断的情况下，他和厂内技术人员一起，设计了手动起重吊车、轧辊及人字齿轮、轧钢加热炉、马弗退火炉等设备及部件，组织钢厂用电炉炼制了各种碳素钢和薄带钢，生产了铸钢件，后者以质量甚好而享誉全省。中国电力制钢厂为抗战后方的交通、机械、电力、矿山等工业部门提供了所需的机件、胚料，为发展民族工业和钢铁冶炼技术作出了贡献。周行健是云南钢铁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开拓我国金属压力加工研究工作

　　４０年代初，周行健在中国电力制钢厂任副总工程师时就开始了金属压力加工的研究工作。１９４６年赴美进修时，在匹兹堡克利夫兰开士理工大学与著名物理冶金学家萨克斯（Ｇ．Ｓａｃｋｓ）教授合作开展了金属薄板变形力学性能的研究，其论文《在椭圆形金属薄板鼓胀区域的应力和应变》发表于美国《金属学报》上，后又被萨克斯收入《工程塑性理论导论》。他还提出了《在高硬度时模子钢之流动与破裂特性》的试验报告，以及金属薄板力学性能研究的新方法。

　　５０年代初，周行健在我国倡导金属压力加工研究，并于１９５３年在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压力加工实验室，并亲自任压力加工研究室主任。他领导压力加工实验室设计制造了一批专用实验设备。其中，如热扭转试验机，为研究金属材料的热加工性能提供了新的实验手段。在当时，该种试验机在国外也只处于试验研究阶段，若干年后，国外才有商品出售。他曾开展了平塑压下金属流动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此１９５８年他以《平塑压下的金属流动》为题，应邀到民主德国弗莱堡大学作学术报告。５０年代中后期，他多次提出要认真研究金属压力加工中的摩擦与润滑，并力主将这一课题列入国家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年十年规划中。６０年代初，在他的领导下正式开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逐步形成了一支３０余人的专业队伍，在实验室中建成了变形抗力、摩擦和摩擦系数、润滑特性、表面粗糙度和界面接触电阻等测量系统，进行了平塑压时平均摩擦力、摩擦系数和单位摩擦力的测定及钢丝高速拉拔时的润滑等实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可惜这一有意义的研究，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

　　１９５８年４月，他在苏联列宁格勒加里宁工业大学召开的“现代压延成就的科学技术会议”上对发展我国压延科学技术提出了书面报告。他受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委之托，于１９５６年及１９６３年，两次担任冶金学科组压力加工分组组长，主持了全国压力加工专业的长期规划（１９５６～１９６２）及十年科技规划（１９６３～１９７２）工作。

恢复、发展和创建了三个大型科研院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行健以主要精力从事科研院所的领导工作，为我国恢复、发展和创建了三个大型科研院所。

　　１９４９年６月，上海解放，他参与了接管中央研究院工学研究所的工作。１９５０年３月宣布由中国科学院正式接管，定名为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恢复和组建的专业研究机构。周行健被任命研究员兼副馆长。建馆之初，他协助周仁馆长努力整顿馆务，充实人员，并请来了邹元燨、吴自良等一批高级研究人员，使科研工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几乎停顿的状态，逐渐蓬勃发展起来，在短短几年中即取得球墨铸铁、包头铁矿的高炉冶炼工艺等多项重大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和上海硅酸盐化学所。

　　１９５１年初，周行健受中国科学院委派，只身前往昆明把原工学研究所迁返上海时留在昆明的炼钢试验基地恢复组建为工学实验馆昆明工作站。他抵昆后，立即召回已经离散的工作人员，指定负责人，组织员工清理物资和财产，收回被其它机关借用的宿舍、实验室等，将工作站置于工学实验馆的直接领导之下，为工作站的迅速恢复和开展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该站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贵金属所。

　　周行健是长沙矿冶研究院的创始人。１９５５年夏，他受中国科学院重托筹建冶金陶瓷研究所长沙分所，亲自率组选定了所址，随后他被任命为筹委会副主任，主持实际筹备工作。在筹备期间，他亲自指挥并设法解决建所中遇到的各项重大问题。为了克服人才、设备、图书资料短缺的困难，他在积极争取中国科学院的关怀和院内各兄弟研究所及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工业大学）支持的同时，着重依靠全所职工的奋发努力，率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从１９５５年７月在长沙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起，至１９５６年底，仅一年半时间，就完成基建面积２万平方米。各地调来的研究人员也陆续抵达，次年初即开始研究工作。鉴于长沙所在筹备工作中的突出成绩，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集体三等奖。１９５６年７月，周行健被任命为长沙分所所长。随着长沙分所改制为矿冶研究所和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周行健一直任所长、院长、名誉院长，直至去世，３０年间为长沙矿冶研究院的壮大成长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