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勋，钢铁工业规划、设计专家，早期为发展延安的化学、纺织等工业做出贡献。他长期从事钢铁工业规划、设计的组织领导工作，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钢铁工业设计工作的先驱者之一。在设计队伍建设、设计项目评审、编制设计规范、通用设计和设计手册，制定钢铁工业中长期发展和行业技术政策与装备政策等工作中取得丰硕成果，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勋，原名王廷祚。１９１５年７月他出生于上海市宝山县农村，少年时期在家乡读私塾、小学，１９３３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南通大学化工系学习，１９３７年夏毕业，获学士学位。在大学里曾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７年秋，王勋怀着救国救民之心投身革命，在山西运城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民先”地方部队的宣传部长，同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奔赴延安革命根据地。王勋１９３７年９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１９３９年５月，王勋从马列学院结业后，便参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以后他虽然被调去工厂工作，仍在该院兼任化学教师。

　　在延安期间，他先后当过化学厂、纺织厂、火柴厂、陶瓷厂的工程师和副厂长、厂长，军委总后勤部军工局生产科长、工程师等职务。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１９４６年秋，王勋被派到东北工作，先在哈尔滨的工矿处任工程师，后任东北财经委员会计划室主任，参与北满地区工矿企业的生产恢复和管理工作。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９日鞍山解放，３月初，东北财委派王勋等去接收鞍钢。当时鞍钢是一片废墟，国民党军队虽撤出鞍山，仍盘踞太子河北岸，常来骚扰。他们一面招募、培训技术工人，一面组织工人护厂。１９４８年底东北全部解放，鞍山钢铁公司成立，王勋任公司副经理，主管生产并兼化工部主任，着手恢复鞍钢生产，从此他开始了从事钢铁工业的生涯。１９４９年底他随李富春同志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参加谈判，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７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我国恢复和改建鞍钢的技术援助协议书。根据协议，由苏联提供设计和设备，并派专家来鞍钢帮助工作。王勋因主管设计工作，同苏联专家接触十分密切，他结合工作虚心向专家学习。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５年，他每年都赴苏联工作几个月，同苏方洽商设计、设备交付事宜。在此期间常去苏联一些冶金工厂和设计院所参观学习和联系工作，逐渐掌握和熟悉了钢铁设计和生产情况。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了苏联冶金高等院校的采选、烧结、焦化、冶炼、轧钢等教科书，经常阅读有关专业资料和期刊。他熟悉英语，并能阅读日文书籍，这时又掌握了俄语，方便了技术交流。在５０年代他的冶金专业知识提高很快，由外行变成了内行，曾受到上级领导单位的表扬。王勋积极参与了鞍钢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７号高炉等三大工程建设，认真组织工程设计的实施。在工作中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很重视积累技术资料。他每次去苏联，总是想方设法争取苏联有关部门多提供些图纸、规范、手册等技术资料，这些技术资料当时对我国设计人员迅速掌握设计和提高设计技术水平很有帮助。

　　为适应我国钢铁工业大规模建设对设计工作的需要，１９５５年初，国家决定将鞍钢、北京、华中等地的钢铁设计机构合并组成重工业部黑色冶金设计院，院址设在鞍山。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钢铁设计院，王勋出任副院长。１９５６年６月，王勋奉命从鞍山调到冶金工业部机关，任设计司副司长、司长，一直到１９７６年，主管冶金行业的设计勘察工作长达２０年。他致力于我国冶金工业设计队伍的壮大和设计水平的提高。在部党组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五六十年代相继在北京、重庆、包头、武汉、马鞍山等地建立了骨干钢铁设计院，形成了合理布局。“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部门拆迁设计院，下放和分散设计力量，但冶金部的这支设计技术队伍基本得到保存，适应了我国钢铁工业蓬勃发展的需要。王勋在担任设计司的领导职务期间，主持过一大批重点钢铁企业的建设方案和建设项目的设计审查，组织编制设计规范和通用设计，开展设计技术业务建设和促进冶金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果。１９７７年王勋调任规划院院长，主持编制了我国钢铁工业“六五”和“七五”发展规划，参与领导了中长期计划和行业技术政策的制定，主编了２０００年中国钢铁工业研究资料。王勋曾被北京钢铁学院聘为兼职教授，担任过国家科委冶金组成员，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荣誉会员、冶金技术经济学会理事长。从他１９５１年在鞍山主管设计工作，奉命组建鞍钢设计处，１９５３年改为鞍钢设计公司，到１９５５年成立统一的重工业部黑色冶金设计院，六七十年代在部设计司，以及１９７７～１９８４年在规划院，王勋一直奋斗在钢铁规划设计战线上，不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钢铁工业设计工作的先驱者之一。

　　努力参加延安工业建设

　　３０年代末和４０年代初，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基本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王勋被调去参加延安的经济建设。他先被派到化工厂当厂长。他发挥自己所学专业的特长，组织工人制造土设备，自找原料，很快就生产出肥皂、墨水、牙粉和食盐。做肥皂时没有烧碱，就从土碱提纯碳酸钠制成烧碱；收集各种动物油脂和麻子油，用大锅进行皂化。他们生产的肥皂等用品，保障了边区军队和人民的供给。接着王勋又被派去领导纺织厂，依靠全厂职工纺纱织布，并自制脚踏纺线机，纺毛线，织粗呢，出毛毯。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穿的粗呢制服，就是他们厂的产品。此后王勋又去办火柴厂、陶瓷厂，生产黄磷、火柴、医用烧杯、注射用针管以及其它玻璃制品和陶瓷器皿。他有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以生产黄磷为例，当时延安几乎没有电力，不能用电热法生产黄磷，他们就用化学法，收集各种骨料烧成灰，得出磷酸钙，加硫酸浸出得磷酸，经浓缩加木炭混合，蒸馏分解得到黄磷。每一步都要经过反复试验，所用设备都得自己制造。蒸馏时需要一种关键设备――蒸馏釜。当时找不到钢制的蒸馏釜，他们多次试制，终于制成耐高温、耐腐蚀的陶瓷蒸馏釜。土法生产黄磷的成功，给军工和民用生产提供了重要原料。为此，王勋于１９４４年被军委总后勤部授以模范工作者的称号。工厂给王勋的评语是：“吃苦耐劳，有坚持性，技术上很精，不保守，能耐心教别人学习技术。”王勋在延安从事工业生产建设七八年，尽管当时条件艰苦，生产设备和工艺水平都相当落后，但他们为边区生产出了大批军需和民用工业品，为打破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王勋自己来说，也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

　　精心主持设计审查和编制通用设计

　　一个建设项目的规模、工艺、产品方案是否合理，市场、资源、外部条件是否落实，经济效益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水平。王勋在冶金部主管设计工作期间，主持和参与了许多冶金企业的厂址选择（如，车轮轮箍厂、西宁钢厂、长城钢厂、舞阳特厚板厂、西南铝加工厂等）和设计方案审查，做出了成绩。以武钢轧板厂的产品方案为例，原苏联的设计同鞍钢半连轧一样，既出薄板又出中厚板。鞍钢建设的是我国第一套半连轧板机，同时生产薄板和中厚板，可以解决国内当时品种的缺乏问题，因此是合理的。但在武钢重复建立这样的厂子就不合理了。因为一个工厂内建两条生产线，一条线生产，一条线闲着，设备利用率不高，投资效益很难发挥。经过详细论证，决定在武钢先建二米八轧板厂，生产中厚板，以后再建一米七连轧薄板厂，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又如，鞍钢三炼厂的连铸车间的建设，有人主张建在炼钢车间，有人提出建在半连轧附近，经反复研究，采用建在轧机旁的国外最新布局方式，实践证明效益是好的。例如，本钢二炼钢的总图布置，有厂内、厂外之争，经过分析后确定在原厂区内建设，可比分散建设节约投资，也为生产提供了方便。王勋工作作风严谨，考虑问题细致，对冶金生产建设具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有深刻的技术见解。他每次主持设计审查时能认真调查研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发扬技术民主，集思广益，因此受到同行们的赞许和尊重。他关心大型轧制设备的国产化。６０年代他组织冶金设计单位对９大设备（特厚板轧机、二米三单机架冷轧板机、冷轧钢管轧机系列和铝材加工设备等）编制设备设计任务书，配合机械工业部门开展设计工作。这批设备的设计与制造成功，对促进冶金设备的国产化和提高我国冶金工厂的装备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王勋还推动了冶金工厂通用设计工作，从通盘筹划、组织各设计院分工编制设计到因地制宜地推广应用，都倾注了心血。这项工作对提高设计质量、加快设计速度和促进地方钢铁工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主持编写《设计参考资料》丛书

　　经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建设计划后，我国钢铁工业的设计力量得到壮大，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为进一步提高设计水平，王勋领导设计司及时组织各设计院抽出一些有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分工协作，编写设计手册。前后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在冶金系统编写和出版了采矿、选矿、烧结、焦化、耐火、炼铁、炼钢、轧钢等一整套设计手册和参考资料，共约５００余万字，按专业分册出版。这套资料将设计中应遵循的原则、标准、规范、常用计算公式与参考数据，以及国内外成功的工程设计经验汇集整编，图文并茂。这些资料，连同通用设计、单体设备设计和各项工程的设计文件，构成了冶金设计界宝贵的资料库。由于动员了各设计院的技术骨干力量，采取院际协作，成果的整体水平较高。这项工作从主持、分工、协调到审定、出版，确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王勋为之付出了艰辛劳动。这套丛书在冶金设计、建设、生产和管理部门应用很广，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很深的影响。

　　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战略献策

　　王勋很关心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经常思考一些发展战略问题，并适时地提出建议。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我国调整国民经济，压缩基建和生产规模。钢铁工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经济理论界有的知名人士认为钢铁工业能耗高、投资大，是个“包袱”，主张大力削减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提倡“轻结构”。王勋当时身体有病，但很关心这场争论。在上级部门召开的座谈会上他据理陈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必须按比例发展钢铁工业的重要性。他在１９８１年６月发表的论文中说：“钢铁工业在各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它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当一个国家尚是农业国，工业还不发达或只有一些轻工业的时候，因需要钢铁较少，钢铁工业就不占重要地位。如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在１９世纪工业还不发达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仍然是这个情况。当工业逐渐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以后，钢铁工业就随着需要的增长而发展起来。如现在的印度、墨西哥、巴西等，为了占领本国市场，减少外汇支出，都在努力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大国，钢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迅速增加，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钢产量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３５万吨，发展到１９５７年的５３５万吨，平均每年递增３１．７％，钢铁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和定额流动资金得到的利润和税金为２７．２元，速度是很快的，经济效果也是好的。在这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１８％，国民收入年增长速度达到８．９％，每百元积累的新增国民收入达到３５元，可见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是快的，经济效果也是好的。事实证明，发展钢铁工业不但不是‘包袱’，而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我们１９５８年搞了个‘大跃进’，大办钢铁，‘文化大革命’又折腾了１０年，搞了个钢铁翻番，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这些教训是深刻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当总结这里面的经验，汲取教训，避免重犯错误。但近一二年，有的同志认为钢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无足轻重，或者一谈起钢铁工业就谈虎色变，好像钢铁工业的发展就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损害，这是一种误解。把指导思想上和工作上曾经发生的错误，与否定钢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混为一谈，显然是不妥的，这样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影响钢铁工业的正常发展，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损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只要指导思想正确，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计划按比例地使钢铁工业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协调一致，切实做好综合平衡，同时切实加强经营管理，我国的钢铁工业就能给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作出更大的贡献。”文中所表述的观点，现在看来也许是老生常谈，但在当时确有鲜明的针对性。

　　在编制钢铁工业‘六五’规划时，王勋根据国内市场对钢材的需求和钢铁企业的生产潜力，竭力主张钢铁生产计划指标在可能条件下应订得高一些，以利于从积极意义上争取煤电运等外部条件的综合平衡。当时，根据能源情况，大家排出“六五”期间我国钢产量计划指标高、中、低三个方案。高产量方案能发挥企业生产潜力，降低成本，增产钢材，缓解国家大量进口钢材的矛盾，节约外汇；缺点是相对增加能源消耗。当时能源成为制约钢铁生产的关键。为此，１９８１年王勋经过详细分析后提出具体建议。他认为“有两种选择：一种办法是为了节约能源，进口钢材来满足国内需要；另一种办法是少出口点能源或进一点能源来生产钢材。两种办法哪个合算，我算了一笔帐。重点企业吨钢综合能耗平均为１．６６吨标准煤，按能源消耗结构中各种能耗介质的比例分别计算约合１３０美元。因为国内矿石不足，增产１吨钢要１．７吨进口矿，约需６０美元。能源和矿石费用加在一起是１９０美元。而去年进口的钢材，平均每吨４５０美元。自己生产钢材比进口钢材每吨少花外汇２６０美元。如果每年多增产２００万吨钢材顶替进口，就可节省外汇５亿多美元。此外因钢产量增加，国内还可增加约４亿元人民币的收入，经济效益是好的。”王勋还分析了当时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结构，“‘六五’后三年内所缺的钢材，大约有一半因品种（如薄钢板、镀锡板、硅钢片、无缝钢管等）一时确难解决，需要进口以外，另一半是中小型材、线材，国内已具备生产能力，主要是缺乏矿石和能源。只要进口原料（包括铁矿石、废钢铁或生铁等）、燃料，即可组织增产钢材，以补不足。”他的这些中肯的分析和建设，引起了上级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实践证明，经过了三年调整后，我国钢产量高速增长，大大超过了“六五”计划指标。

　　王勋对宝钢建设、地方钢铁工业发展、加强国内矿山开发和钢材的中长期需求预测等工作也很关注。１９８１年１月国家计委和建委召开各部领导干部与专家会议讨论宝钢是否停建时，有些同志主张宝钢停建，将已到设备分散给其它钢铁厂，王勋认为这样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极力主张续建。１９８１年９月在杭钢召开的全国地方骨干钢铁工业规划会议上，他就地方钢铁企业的发展规模、品种布局以及技术进步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对矿山建设的艰巨性和增加矿山建设资金投入的必要性，他大声疾呼，力主在进口矿石的同时，应加强国内矿山建设。邓小平同志发出本世纪末我国争取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指示后，１９８０年４月王勋就组织开展了对我国２０００年钢材需求预测的研究，这是工业界起步较早的对本世纪末经济问题的预测研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主持编制钢铁工业技术政策

　　和２０００年中国钢铁研究资料

　　１９８３年，王勋根据冶金部部长的指示，同科技司一起组织编制钢铁工业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这是一项技术、经济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参加这一工作的有钢铁系统设计、科研和高等院校的许多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形成２０多个专业技术政策初稿。王勋自始至终主持讨论、修改和定稿工作。他在制定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工作中观点鲜明，根据我国国情，他主张一要大力采用新技术来改造我国现有钢铁企业；二要根据具体条件区别对待，量力而行，有先有后。要重视发挥经济效益，不片面追求技术上的先进。他认为我国钢铁企业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在技术装备上不能一概弃旧图新，一蹴而就。技术和装备结构总是多层次的，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要从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对关键生产环节首先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一般环节则采用适用技术，也可保留一些暂时无力更新、不碍大局的老设备。钢铁工业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的编制工作，得到部内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工作成果质量优良，受到国家科委、计委、经委的联合表彰。王勋被授予重要贡献奖。

　　１９８４年，中国科协组织各学会编写《２０００年的中国研究资料》。在中国金属学会的领导下，王勋主持了钢铁工业研究资料的编审工作。该资料分析了我国钢铁工业在科技和生产方面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论述了我国钢铁工业２０００年的发展前景和应采取的对策。已由中国科协汇编为２０００年的中国各部门经济系列研究丛书出版。

　　１９８４年王勋离休，他在钢铁工业战线奋斗了几十年，正如他深沉内向的性格一样，言辞不多，默默奉献。他为人谦逊，对自己的成绩从不张扬。当笔者请他谈谈过去的业绩时，他莞尔一笑：“我只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王勋已年逾古稀，虽然离开了一线岗位，但仍被选为中国金属学会冶金技术经济学会理事长，继续在为我国钢铁事业辛勤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