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晓波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创新实践，推动绿色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智慧和力量。”11月15日，在“2023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一级巡视员蒋兆理表示。
制订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是通过创新打破有限的碳排放空间对发展的约束，尽管初期会面临许多压力，但创新能力一旦形成，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超过预期的增长动能，使增长与减排相互冲突关系转化为相关协同关系。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一级巡视员蒋兆理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部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应对气候变化摆在国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构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以最大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022年，我国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超过51%，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即“创新型碳替减”概念，通过低碳、零碳技术替代传统高碳技术以达到减碳目的。这种替代不仅减少碳排放，还大幅降低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强度，降低减碳成本。他建议，将“创新型碳替减”纳入全口径碳核算体系，形成产出增量与存量、碳替减与传统碳减排在内的全口径碳减排核算体系，并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表示，在碳排放强度控制基础上，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他认为，要结合国家碳达峰实施方案及“十四五”中期评估，科学设定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水平，科学制订“十四五”后三年碳排放增量目标及分解落实机制；要研究设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总量控制目标及配额分配方案，做好碳排放“双控”与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衔接；研究制订差异化的地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与管理模式，逐步确立“自上而下”的总量控制目标及地区责任分担模式；加快完善省市两级行政区域碳排放年度核算方法和报告制度，实行重点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制度；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建立以碳排放“双控”为核心的制度与政策体系，确保有力、有序、有效做好碳达峰工作。
从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由可再生能源直接替代煤炭的路径，而不是由油气替代煤炭，再由可再生能源来替代油气。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志轩认为，在这个替代的过程中，要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传统能源的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的基础上。同时，新型能源体系的相关要素较过去也在发生演变。首先是经济、能源、环境三者的平衡点关系发生变化，从资源价值导向生态价值、技术价值导向演变；其次是转型动力也有所演变，包括技术进步、融合发展等；最后是转型约束由资源禀赋约束逐步向气象要素、能源安全要素约束演变。
能源发展正在从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带来深刻变革，新能源技术的经济性提高，驱动新能源快速增长。过去10年，风电发电量占比从2012年的2.0%增长到8.8%，太阳能发电量占比从0.08%增长到4.9%。2023年，新能源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风光装机容量超过2亿千瓦。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分析，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将在能源领域生动展现，波动性使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会深刻改变能源的结构和运行方式，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新挑战，比如新能源跨季节的波动性、电动汽车充放电的负荷变化等等。我们不能再继续按照传统能源的方式来规范和扩大新能源，应该从系统角度优化和提高能源系统的灵活性及韧性，深化能源革命，驱动新的商业模式，推动能源体系建设从传统的能源供应向能源供应与需求融合发展转变，这样才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清华大学教授夏清表示，目前，社会上担心新能源增长太快，以至于难以被电网消纳。其实只要现货市场机制到位，新能源全部进入市场，有显著差异、反映新能源波动性的分时节点电价，必然激活分布式储能，促进就地就近消纳新能源，极大减轻电网消纳新能源的压力，以新能源加储能的方式逐渐替代火电。新能源是分散的，负荷也是分散的，需要采用就地平衡的方式来消纳新能源，比如德国采用“平衡单元”模式。如果所有供需不平衡的波动都让大电网承担，必然增加大电网提供灵活性资源的成本。新能源比例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机制改革适应新能源发展。为此，夏清建议，要重点解决如何用价格机制让这些资源有效协同起来，从供给侧改革走向需求侧改革，从需求驱动新能源走向新型储能的发展。
产业创新推动绿色发展
工业既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也是低碳零碳技术、材料创新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动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智宇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具备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型的基础条件。先进企业、领先行业、发达地区有必要率先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大节能提效、电气化和数字化转型力度，在开发环境下、在保障安全前提下，不断培育锻造新的绿色动能和竞争优势。
新型工业化不但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体现，而且是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探索。实现这一转型需要围绕三化目标：产品和生产过程的高端化、智能化与绿色化。这一转型不仅能够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而且满足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也至关重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昊认为，面对人口结构变化和国际绿色低碳要求，中国制造业遇到了挑战，但也迎来了转型的机遇。新型工业化需要新技术和新模式，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它将推动产业模式创新，并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
本次会议由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协办。本次会议主题为“十四五”绿色低碳发展回顾与展望，聚焦国家、行业等层面的低碳转型，探讨能源、工业等领域的绿色发展。来自中国政府部门、驻华使馆、国际组织、行业协会及金融机构的150多位嘉宾和代表参加了会议。
《中国冶金报》（2023年11月30日 08版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