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突破了一个个“卡脖子”的难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即日起，本报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致敬强国路》栏目，邀请行业领导、权威专家、企业家，回顾70年钢铁工业发展历程，总结经验，展望未来，为钢铁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本期，让我们一起关注中国稀土的过去和未来。

●如今的稀土产业已经井然有序。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原创性的成果。”

●稀土行业目前仍有痛点。

本报记者 张垚 郭达清

目前，我国稀土行业距离“产业结构合理、科技水平先进、资源有效保护和生产运行有序的稀土行业发展格局”和“稀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多远？在哪些方面已经做出了成绩？在哪些方面还有不足？稀土资源的战略地位、生产量和出口量之间，应坚持怎样的平衡原则？我国稀土行业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带着这些问题，《中国冶金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稀土学会副秘书长张安文和中国稀土学会科普部主任石杰。

张安文指出：“未来稀土行业发展任重道远。稀土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中国资源的一大优势，站在战略高度，我们要更多地考虑把这些战略资源保护好、利用好，做成高端产品。我们要看到稀土独特的战略地位，但同时，与稀土同样重要的金属还有很多，钨、锗、镓、铟、锑、铋、贵金属等都在以电子工业、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全面地看，做好稀土应用、做高附加值产品、打高科技的牌，才是最靠得住、最有效益、最具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

独立、完整的稀土工业体系已经建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稀土行业已经建立了独立、完整的稀土工业体系，涵盖选矿、冶炼分离、氧化物和金属生产、稀土材料等各个环节。这一体系有四大标志：一是生产规模大，已居世界第一；二是品种全，从矿产品到氧化物、金属，再延伸到各种材料，从一般产品到高纯产品，从冶炼分离产品到功能材料，我国稀土产业的产品可称得上“全谱系”——400多个品种、1000多种规格；三是性价比高，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稀土产品与中国稀土产品竞争的难度很大；四是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在冶炼分离方面，我国稀土产业基本处于“领跑状态”；重要的功能材料中，也有很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些是“齐头并进”，少量的是“跟跑状态”。

张安文表示，总体来看，我国稀土产业在前端（采、选、冶）的优势很大，形成这个优势“不是一天两天能学得来的”。六大稀土集团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在集约化生产、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环保和社会责任不断增强、为下游做好服务、遏制非法开采等方面效果很好。

同时，如今的稀土产业已经井然有序。“我们放眼轻稀土三大产区，当地环境都被保护得很好。”张安文郑重介绍，包钢白云鄂博矿检查措施完备，矿区探头众多，尾矿坝不能随便进入，巡逻队伍不断；江铜集团在冕宁投入超过50亿元，把过去千疮百孔的私挖乱采的牦牛坪稀土矿山整治得焕然一新，形成了现代化、规范化、绿色化的矿山管理机制；山东微山稀土矿的保护性开采工作也做得不错。同时，南方中重稀土矿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下，乱采乱挖的现象已经基本得到遏制。

靠“举国之力”发展壮大

“这些成绩，与我国稀土行业多年来多方面的努力分不开，更与政府层面的重视分不开。”张安文说，“1961年，时任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批准建冶金部包头冶金研究所，即现在的包头稀土研究院。”据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开展稀土大攻关、大会战。由于稀土产业涉及的专业领域非常多，众多单位毫无保留，纷纷派出精兵强将参加，有细密的分工，有默契的合作，产生了相当好的效果。“从那时起，稀土产业就是靠‘举国之力’发展起来的。后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七下包头，亲自抓稀土工作。”张安文表示。

“北京大学及各高校，中科院的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研究所、上海冶金所、化工冶金研究所，钢研院、有色院、稀土院、广州有色院，上海跃龙化工厂（最早分离稀土的企业）、包钢、广东珠江冶炼厂、甘肃稀土公司……”张安文对当时主要的科研单位如数家珍，那些高校、院所、企业都为我国稀土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大批科技人员投身稀土产业，其中最突出的范例就是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改革开放以后，投资开始多元化，民营企业开始积极参与，进一步巩固了产业优势。

石杰表示，多年来，稀土行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背后是稀土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不懈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原创性的成果。”石杰进一步表示，“完全依靠自主创新，研发性能优良的选矿药剂，开发出适合的稀土冶炼分离工艺，是相当困难的。这往往需要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持续探索。”

“我们曾经花了‘大价钱’，我们有义务保护好我们的知识产权，防止我们的技术外泄。这一点很重要！”石杰补充道。

稀土产业仍有提高空间

“当然，如今的稀土行业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改善。”张安文指出，例如少量的违规生产还要继续打击，环保历史欠账要一步步地还，高端产品不足的问题也存在。

在有些情况下，环保治理的资金要远多于多年来获得的利润。上文中提到的牦牛坪矿山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将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会花大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张安文指出，这个成本不能完全由国家买单，毕竟地方、企业和一些个人都曾经受益，因此，环保历史欠账后续的投入应该是多方的。

“曾经，一些国家恨不得我们敞开口给他供应稀土，他们不曾想，这对我国的环境破坏有多严重！”张安文指出。

同时，稀土行业目前仍有痛点。例如，目前，我国应用的高端传感器中有80%仍需进口，这将大大延缓我国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每个手机都要用到的微型电容（含微量的镧），日本某公司的产品可以垄断全球产量的60%~70%。用稀土原材料生产的重要元器件、零部件乃至整机，都是高附加值产品，此类高端产品很多尚依赖进口。发达国家以较低价格进口原材料，以较高价格向我出口并实行反制，对于我国来说是十分尬尴的。从稀土产业链的视角就可看出，我国要真正成为制造和智造大国，而不是装配大国，还要做艰苦的努力。

“再如机动车尾气排放达标所需的三元尾气催化剂/器（稀土元素在其中作助催化剂），对于原装进口车，这一领域的产品全部都由国外企业提供，甚至合资企业也较少使用国产产品。”石杰透露，在个别领域的产品和技术上，我国确实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近年来，稀土行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应该追溯到2011年国务院的国发〔2011〕12号文，即《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石杰补充道，“现在，国家更加重视稀土行业，这有利于稀土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会对今后稀土行业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更令人欣喜的是，在包括之前提到的很多高科技领域中，国内企业已经有了与国外企业正面竞争的意识，并且已经开始有所行动。”

张安文指出，尽管国际上确实存在产业分工，但是在主要的、应用大的产品上，我国应该考虑国产化和减少对外依赖。“我们在高科技领域很早就有布局和投入，但我们走，别人也在走。今后，我们一定要走得更快一点。”张安文表示，“稀土领域几大功能材料最基本的初创技术和基本专利，如今还都在国外。最典型的就是钕铁硼永磁体，我国主要生产永磁体的企业还在支付专利费。不做高端，就会被‘卡脖子’。这需要各类稀土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付出努力。”对小型稀土企业，张安文指出几个发展方向：发展配套原辅材料、设备、仪器、仪表、细分市场的特色产品等。

另外，目前个别高端材料的制造水平和均匀一致性有待提高，一些具有用户需要的化学性能的稀土氧化物和特定物理性能产品还有提升空间，稀土金属产品的性价比还应继续提高，稀土相关装备的自动化与国外还有差距。对此，张安文表示，国家现在高度重视稀土产业，支持更加持续，对失败更加宽容。 “总之，把土壤和环境搞好，植物有了芽儿会自然地生长。”张安文形象地说。

不做“可以无限供应稀土的奶牛”

关于如何看待稀土产品价格，张安文提出了以下几方面意见：

一是全球稀土行业有其本身的运行规律，过高或者过低的价格都有悖稀土价格本身的合理性。除合理利润外，价格应该涵盖基本成本、税费，特别是要合理计入环保治理和生态恢复费用。过低价格是竭泽而渔，不可持续。但价格过高，也会使下游亏损生产，最终导致需求锐减，从根本上危及上游厂家生存与发展。

二是全球的供应消费动态体系已经形成，分工、配合、互补和互相侧重的关系一定存在。产业链的互利共赢也是稀土产品定价的考虑因素之一。

三是我国已经是工业大国，也是稀土应用大国，国内已经有相当大的需求量，我国战略新兴产业中，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工程、先进制造业都需要稀土。因此，我国生产的稀土也要对国内需求和国际市场统筹考虑。

四是要考虑中国生产稀土本身也有环保、生产能力、地区生态承受能力等制约，中国不是“可以无限供应稀土的奶牛”，亦不能被无限度地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