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的认知中，发展和环保是相背离的，企业多将环保视作负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然生态的恶化，“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责任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环保标准的提高和监管加严，也让企业认识到，环境成本正在逐渐内化为企业成本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企业一定要转变思路，社会责任是一个战略机遇而不是负担。
“要做百年老店，就必须要有担当，战略取向和价值取向是企业的根本。”潘家华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联合国环境署北京代表处高级项目官员、能源与环境顾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社会经济评估工作组(荷兰)高级经济学家；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评估报告主要作者。
通过清洁生产来履行环境责任
《中国经营报》：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您认为环境责任是一种生产力和潜力，而企业实现环境责任的一种主要方式是清洁生产。但往往对企业来说，清洁生产意味着要增加投入，从而使得生产经营成本更高，可能会有损于企业的竞争力。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潘家华：清洁生产是一个过程，只要比过去的生产方式污染更少，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清洁的。清洁生产要设定标准，比如淘汰落后产能要有一定的门槛，这个门槛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是可以达到的，这个门槛也要随着技术进步和人们对环境要求的提升、对美好生活期望的提高，不断往前推进。行业引领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体现，说明这个企业的效率高。我认为清洁生产的标准应该由企业制定，这样标准就有了市场属性。国外很多标准都是由行业协会制定的，这样企业实现了高效节能、清洁生产，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号召力。此外，生产者需要对环境关爱和为之行动，消费者也需要对环境关爱和为之行动，这就是消费者的选择，这也会对市场产生压力，如果企业不遵循市场需求，可能就无法生存。环境责任不应该仅仅是责任，而是动力，促进企业不断提升效率、竞争力和生产出优质的产品。
让消费者选择推动企业环保
《中国经营报》：消费者的选择确定会对企业形成压力。现在有一个热词叫作“消费降级”，在房价高企的情况下，大量收入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上，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就会减少，各种廉价产品尤其受到收入较低人群的欢迎。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如何能对企业形成环保压力呢？
潘家华：现在房价虚高或者说人为抬得太高，导致房地产成了资金的蓄水池，但房子又是刚性需求。北京某些房子的月租高达万元，对消费者来说，大量的收入用在住房和房租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消费者是有预算约束的，在房子上投入得多，在其他方面可以用来消费的收入就少了，所以现在很多快餐、垃圾食品、低端产品在市场上盛行。我们要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一点。我认为，企业的准入门槛和产品标准应该对消费者、社会和自己负责，那种抱着“打一枪换个地方、反正又没有经济损失”想法的企业，不但违背了道义和自我责任，也难以逃脱法律的惩治。对消费者来说，选择便宜的产品是饮鸩止渴，这是一种被动无奈的选择。但是要对身体健康和家庭负责，选择消费品时必须有一个最起码的标准，不能没有底线，多数人也不会选择“毒药”。
消费者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去房价低的区域。美国人口并不是都集中在华盛顿，旧金山市区面积122平方公里，人口86万人。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人口约为40万人，海牙人口约为20万～30万人，欧美国家少有超级大城市，但中国一个中心城市动辄几百万上千万人口。这需要公共政策对公共资源配置做出明确的导向。比如中国的优质高校集中在北京，各省最好的学校集中在省会城市，而国外的牛津、剑桥一所大学就是一座城市，斯坦福大学距旧金山有60多公里，他们的大学在地域分布上比较均匀。再比如唐山，污染严重，“傻大黑粗”，这和优质资源都在附近的北京、天津有关。有个流行的说法，全球钢铁产量中国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如果唐山有985高校给当地提供技术支撑，唐山不会成为“傻大黑粗”。年轻人需要寻找多元化的发展机会，不一定要集中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创业要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地区，不一定要在房价高企的地方。我们要改变思维定式，城市发展要全面、均衡、均质化，现在交通有高铁和飞机，空间不是问题，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使得信息没有时差，大学图书馆也可以全部搬到网上，即使不是在一线城市也可以随时了解纽约时装周、巴黎时装周。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工业制造业正趋于饱和，生物技术、农业才是发展空间所在。我个人觉得农村生活宽松悠闲，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品质较高。
环境风险并不遥远
《中国经营报》：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2019》中，和环境有关的风险占了十大风险的一半以上。如何让企业切实认识到环境风险会给企业带来风险呢？
潘家华：我是湖北人，我们湖北有几千年的洪患文化——每年都要发洪水。我家在湖北枝江江汉平原西边、离荆州不远，我们那里的房子都是建在土台上，每年都被洪水淹，家家户户都有船。每年夏天，16岁以上的人都要巡防大堤。这种自然环境给大家形成的认知就是，房子建得再好、金银财宝再多，也会被洪水冲走。湖北历史上有政治家、军事家，就是没有大商人，即使现在也是“小、轻、巧”，例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着重点就是“小”。这种洪患文化深入骨髓，如何能够发展、积累，企业又如何能做大做强？再比如气候变化，这会和企业没有关系吗？欧盟规定，2025年要达到每公里行驶汽车排放不超过95克CO2的刚性标准，气候风险转换成排放的刚性约束，这就是门槛。对企业来说，风险并不遥远。
央企国企民企应一视同仁
《中国经营报》：我国在污染治理上越来越严格，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正在进行。在上一轮督察和水、大气强化督察中，很多“小散乱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在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中，两家央企被列为督察对象，其下属子公司也被通报在第一轮督察时就弄虚作假、敷衍整改。这些企业是对社会责任认识不到位吗？如何推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
潘家华：在环境治理上，单纯强化自上而下的管制不利于企业实现环境社会责任。这种单方面管制可能不切实际、好高骛远、好大喜功，制定的标准要求可能不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和国计民生的基本情况。并且企业有可能行贿、污染却没有受到处罚。执法不统一也容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而且，运动式的执法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没有持之以恒的执法效果好。而且，单纯的自上而下的管制，企业往往会做表面文章，什么要求都可以满足，但实际怎么做的不好说。我认为，环保督察有其必要性，它起到发出信号和威慑作用。当环境治理在法治的同时，实现自下而上全民参与和社会共治，环境就有希望了。现在我国最大的二元结构是体制内和体制外，央企国企是体制内的、是一家人，不治理污染也没风险，民企是体制外的，有污染就要关停并转。打压民企没有风险还是政绩，打压国企则有政治风险。国企行政属性比较强，他们都有行政级别，例如央企是正部长级、副部长级、局级，那县环保局的科级官员能管吗？在我们的官员序列下，是管不了的。对地方政府来讲，国企是地方经济的发展支柱，是就业大户和财政收入大户，尽管税收大部分被中央和省级拿走了，但地方还是能留一点的。而且，地方如果严格监管，企业就拍屁股走人了，而我国对官员的考核是GDP导向、就业和财政导向，地方官员当然不想管。另外，央企国企一般都有齐全的检测设备，县城环保部门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装备，没有底气去管理，央企国企就更加肆无忌惮、我行我素。大量体制外的民营企业提供了就业、税收和社会服务，尤其是提供了很多国企不涉及、民众需要的消费品。
我认为，应该给民企一些生存发展空间，否则生活不便。现在流行“宜居”这个说法，环境治理是为了生活更好更便捷。国企和民企这二元体制思维要从根本上改变，必须一视同仁。国企应该还原为企业主体，不要当成政府序列的组成部分，依靠法治和标准进行监管。在非洲赞比亚，很多企业去那里开采铜矿，当地政府一般是不去检查的，但是如果排污超标，企业就会接到法院的传票。
制定合理的管控方式
《中国经营报》：您刚刚提到现在GDP仍然是考核地方政府的一个主要指标。我发现在几个五年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中，设定目标的时候通常都是单位GDP能耗下降多少、碳排放减少多少。这种表述是不是容易产生误导，甚至地方为了政绩修改数据？如果是您来设计方案，您会怎么设计呢？
潘家华：我要设计的话，就以环境质量标准来管控，只要企业排放不超标就可以，其他的给予企业自由发挥的空间。我们最开始是用排放标准控制，结果大家都“达标”，但是环境质量却恶化了。政府想把企业的每个环节都管，所以政府官员数量庞大、执政成本高企。我认为只要监控好排放，要相信企业有能力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怎么做成本最低。例如，节能目标的单位GDP能耗，太阳能和风能是净零排放的，那么企业能耗多少不需要管理，我们只管理化石能源的使用就可以。很多人认为西部不应该发展高耗能产业，我认为恰恰相反，西部在太阳能风能方面得天独厚，可以发展高耗能低耗水的产业。在碳排放方面，碳是一个恶品、没有人需要这种商品，因此只要发生碳排放就征收碳税，那么企业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自然知道要去想办法减少碳排放。
中国治污要靠自己
《中国经营报》：有一种说法是，英国现在环境良好，是因为英国发现了北海油气田，从而实现了能源去煤化、将污染大的低端产业转移到海外从而减少了排放。中国要实现环境治理目标，是不是也需要借鉴这个经验呢？
潘家华：欧盟在低碳发展方面一直走在前列，上世界90年代人均碳排放15吨，现在是人均7.2吨。欧盟的目标是，2030年再减半，2050年人均排放下降到1～2吨，这具有很大挑战性。现在，英国彻底去除煤炭使用，德国计划在2038年彻底去煤，丹麦计划在2025年实现净零排放。欧盟的行为和意识是世界领先的，北欧的自行车数量比汽车还多。我一个学生在丹麦技术大学工作，她家离工作地点12公里，她经常骑自行车去工作然后跑步回家，或者反之。发达国家也不都像英国那样，例如德国和日本并没有出现产业空心化，德国1980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是3.8亿吨标准煤，现在是3.3亿吨标准煤，下降了15%，但是经济发展翻番、人口也增加了很多，德国现在仍然是欧洲制造业中心、欧洲经济的发动机。
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如果产业转移出去，恐怕不能满足人们需求；并且以邻为壑也不可取，对全球生态安全没有保障。我们还是要通过自身努力来治理环境，推动企业实现社会责任。《中国经营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8）》显示，2018年，中国企业3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34.4分，整体仍处于起步者阶段。和国外企业相比，这是不是很大的差距？潘家华：这要考虑发展阶段问题。比如美国农药DDT，曾经获得诺贝尔奖，后来人们才认识到它的毒害，才被禁止使用。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中国起步是比较晚的。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汉阳兵工厂时曾经说过，推开窗户就要看到冒烟心里才舒服。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时间，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也需要时间。而且中国有很多后发优势，现在我国有很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比如清洁能源，我们的太阳能2005年才起步，但现在装机容量和投资都是世界第一；燃煤电厂的超临界发电是全球最高水平，原来是500克煤炭发一度电，现在是270克煤炭发一度电，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