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浩
“研发投入强度”的分子自然是为研发投入的金额。分母则真实存在两种算法：统计部门统计时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对企业考核时则用了“营业收入”。
这样的算法，在地区和企业之间同样“不自洽”。因为“国内生产总值”对应的是企业的“增加值”、而不是营业收入，增加值一般都小于营业收入。如果一个地区只有一个企业，企业的营业收入1000万元、增加值500万元、研发投入100万元，统计部门统计的“研发投入强度”为20%，而企业计算的“研发投入强度”却只有10%。
这样的算法，在不同企业之间同样地“不可比”。我举的中国企业联合会公布的“2020中国企业500强榜单”的例子，同为研发投入的前十大企业，华为公司研发投入1316亿元，百度公司183亿元，华为是百度的7倍多，但计算“研发投入强度”后，华为只有15.33%，百度却有23.49%，华为比百度少了近8个百分点、低了近三分之一。这种投入金额和“强度”的严重背离，原因就在于采用营业收入作了“分母”。华为是电子制造业，营业收入中包含的外购成本和服务较多，比“增加值”大得多；百度是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中的外购部分很少，比较接近“增加值”。
“研发投入强度”指标一开始同样也只用于比较、分析，“含金量”不太高，无论用“营业收入”或“增加值”作分母的差别后果不严重。国外如欧盟的一些企业也有用营业收入作为分母的，因为他们的主要用途是在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或在同一企业的不同年份之间比较，“不可比”程度不大。现在，在国内，这个指标已经越来越成为企业资质评定、科技经费投入、政府资金支持、有关政策享受等几乎所有场合的衡量标准，而且都只看指标数值、不做差异分析，比如，不会对电子信息制造业和电子信息服务业制定不同的标准。从去年开始，国务院国资委也把“研发投入强度”作为对央企仅有的五个考核指标之一，也没有对不同行业、不同业态的央企制定不同的考核标准。如果继续采用营业收入作为分母，不可比性造成的后果就会越来越严重。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国家有某项非常重要的政策的享受门槛是“研发投入强度超过20%”，那么，上例中的华为公司就无端丧失了资格。作为国内研发投入金额第一的华为，确实会“很冤”。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不自洽”，有一种观点是：这种算法已延续多年，而且不少人心目中也认为“国内生产总值”对应到企业就是“营业收入”，“增加值”太专业了，“研发投入强度”这个指标也不存在企业和地区核对的问题，因此不着急改。诚然，“国内生产总值”和 “营业收入”之间的差异没有“参加高考的学生数”和“全校学生总数”那么通俗易懂，但是，作为一个非常关键的统计指标，严谨度、一致性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小镇只有一个对研发有投入的企业，怎么解释统计和企业之间指标的不一致？
关于“不可比”，有一种建议是：不改分母，可以为不同行业设立不同的考核、评价标准，这样，华为适用于制造业的标准，百度适用于信息服务业的标准，就不会“不可比”了。沿用上面的例子，这就相当于要为“只有高中部”、“同时有高中、初中部”、“既有中学又有小学”的各类学校设定不同的“高考录取率”，而且，要保证企业的可比性，分类会多达几十个、甚至数百个，你可能要为“手机制造类”和“芯片制造类”设定不同的标准值。直接改一个分母，应该简便很多？
关于“可操作性”，有一种顾虑是：“营业收入”是财务报表有的，“增加值”要另外算，增加工作量。沿用上例，就相当于“‘全校学生总数’是报表中现成的，‘参加高考学生数’要分班统计”一样。分班统计应该不难，同样，虽然“增加值”不是现成的财务指标，但是，完全可以从已有的财务指标中通过简便的计算得到，而且计算过程和结果都可验证、可核查，也不依赖统计部门的任何统计数据。完全可操作。
因此，无论是为了保证企业和地区（城市）之间在“研发投入强度”的含义、体系上的自洽，还是为了保证不同企业之间的可比性、客观公正，还是考虑工作量和可操作性，都应该尽快把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指标的分母从“营业收入”改为“增加值”，并相应适当提高考核、评价的标准值。
“研发投入强度”，既作为基本门槛出现在各类企业认证、资质评定的文件中，又作为主要标准出现在各项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的规定中，更作为施政业绩出现在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是衡量城市、地区、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指标。指标的重要性和受关注、重视的程度，应该已和“国内生产总值”在同一层级。如有不尽合理之处，自应尽快完善。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作者为广东省政协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监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