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棉花事件再次暴露“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软肋——标准。设在瑞士的BCI凭什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敢对中国棉花“下手”，主要是因为标准在它手里。
标准是贸易运行的基本规则，标准和合格评定影响着全球80%的贸易。我们生活在一个标准为王的时代。据统计，全球共有80多万种标准，真正成为国际标准的只有大约2%。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国际标准绝大多数由美欧发达国家制定。
掌握标准，就等于掌握市场的引领权和产品的规制权。否则，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所谓“三流公司卖产品，二流公司卖技术，一流公司卖标准”。中国企业已经吃了不少“三流公司”的苦头。以手机为例。当年中国企业自主开发3G手机的技术标准时，《华盛顿邮报》就刊文预测，一旦中国能够成功研发出自己的3G技术标准，它将不必再向国外公司支付巨额版税。
德国专利信息分析机构IPLytics不久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2月，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前五的公司分别是华为、高通、中兴、三星电子和诺基亚。标准已经成为引领华为冲击行业高地和扩大市场、营收份额的一面旗帜。
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推倒或颠覆原有标准体系而重搞一套。未来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新标准的确立，在体系中增加我们的引领与主导能力，并促使体系做出调整改革，争取到决策参与权与话语权。我们仍然需要合作，这也是在与标准背后的西方政治力量进行博弈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制造”是跟随着国际标准走向世界的。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标准对“中国制造”的发展起到引领、促进和拉升的作用。往前看，“中国制造”仍将继续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在全面提升的同时向上游靠拢。现在的中国标准中，有些已经领先，这是在中国工业化不断加速和扩展的进程中取得的成果，既是原有国际标准的延伸或升级，又包含自己的创新。
2016年5月，第39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在京举行，中国当时已有189项标准提案成为ISO国际标准，特别是在高铁、核电、通信、汽车等领域，中国在国际标准上实现了从跟随到引领的跨越。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企业虽然在一些关键领域或优势领域，重建了新标准，但运用这些新标准仍需与国际市场有更多、更长期的磨合。
笔者多年来在对海外中资企业承包基建项目的调查中发现，中企在标准领域的突破非常艰难。基础建设项目大多都是桥梁、水库、电站和公路铁路的建设工程。中企在国内大规模发展中，取得了很多技术创新，对不少国际标准都实现了超越。但是，每当中企在海外将这些中国标准运用于类似项目时，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
遇到这样的麻烦，中资企业的技术人员往往只能想尽一切办法说服监理部门、发包方，并用实际效果来证实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可行。很多时候，不得不退回到原有的国际标准上去。现有的国际标准体系是长期形成的，我们对在标准领域的攀升应当具有足够的耐心与更长远的世界眼光。这不是一个“我的更好，你就得用”的简单问题，我们只能在一个由西方创立的标准塑造而成的产业体系中探索前行。
中国标准面临的阻力是多重的。从新疆棉花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中国产品的质量过硬，符合标准，但品牌受制于人，还是会被某些西方政治力量所利用。而从5G的情况看，我们越往上走，难度就会越大。“十三五”期间，中国发布了285项智能制造国家标准，主导制定47项国际标准，涵盖企业生产制造的全流程。这一领域，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与西方博弈的重点。
中国制造业需要努力达标，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西方国家能不能，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接纳、遵循中国人创造的新标准？美国近来不断出现要让制造业回归的呼声，但全链条的回归显然已无可能。这并非意味着他们会将已经占据的价值链让出。怎样充分发挥国家的设计与调控能力，在竞争与合作、开放与管理、维护利益与让渡利益之间作出权衡，需要有长远眼光和精密的“计算”。（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