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地区钢铁历史发展情况回溯：
粗钢产量变化可划分为4个阶段
世界近现代钢铁工业起源于欧洲地区，炼钢、轧钢等现代工艺技术进步和突破也均发生于欧洲。以二战后为起始时间，到今天，欧洲地区的粗钢产量变化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二战结束后到1974年第一次达到峰值。二战后，得益于战后重建、经济大力发展和下游用钢行业的旺盛需求，欧洲地区的钢铁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整个欧洲地区的粗钢产量由1949年的5000万吨左右迅速攀升，并在1974年达到2.4亿吨的峰值。这一时期，欧洲地区的钢铁发展以西欧的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卢森堡、比利时、奥地利、瑞典等国家为主流，各国政府通过出台各项鼓励措施及财政的大幅补贴，支持本国钢铁产业发展，推动钢铁企业大力扩建产能。
第二阶段为波动下降的深度调整期。1975年—1993年，欧洲地区的钢铁产业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需求大幅下滑的局面。欧洲地区粗钢产量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出现了两次探底，至1993年已不足1.9亿吨。这一时期，各国钢铁企业“内卷”严重，粗钢产量波动下降，企业经营出现连续亏损。各国不得不通过多次兼并重组等手段去产能，并配套大规模裁员，安置产业工人，才使得钢铁产业重获生机。同时，欧盟也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成立。
第三阶段为欧盟成立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随着欧盟成立，开创了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新局面，加上东欧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欧洲用钢需求出现了明显改善。此外，全球新兴经济体不断涌现，在全球钢铁开启新一轮增长的时代背景下，欧洲粗钢产量也出现了新一轮的“稳增长”局面，粗钢产量再次来到了2.4亿吨的历史峰值。这一时期，欧洲钢铁企业开启了国有转私有这一大门，形成了大型跨国龙头企业鼎立的局面，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同时还加速了产能国际化布局。
第四阶段为2009年至今。在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欧洲能源危机、大规模通胀引发的上一轮加息周期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欧洲地区钢铁产业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寒冬”侵扰，粗钢产量再次呈现波动下行趋势，尤其进入到21世纪20年代以来，欧洲地区粗钢产能基本维持不变，但产能利用率不断下降，粗钢产量这一波下行趋势，尚难看到缓和的迹象。加之，钢材贸易逆差扩大，严苛的环保、节能、低碳政策，使得欧洲钢企成本优势不在，企业效益普遍不好。这一时期，欧盟及各国加大了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等技术和装备的研发投入，以期在低碳排放钢铁生产技术、流程工艺上获得更大的竞争力。
由图1可以明显看出，1974年和2008年的两次粗钢产量峰值，以及2009年等几次粗钢产量的阶段性谷点。
由图2可以看出，虽然欧盟成员国数量几经变化，但欧盟粗钢产量与欧洲整体的粗钢产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近3年粗钢产量已出现连续下滑走势。德国粗钢产量列欧洲国家粗钢产量第一位，占比维持在20%~22%，可以推断，德国粗钢产量增减变化即是欧洲粗钢总产量的晴雨表与风向标。
欧盟地区钢铁发展的破局方法：
产能压减、技术革新、高端化多元化发展
一是聚焦产能压减，提升产业集中度。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欧盟（欧共体）层面出台多项政策，将本地区粗钢产能控制在合理区间，提升本地区钢铁产业集中度。详情见表1。
上述政策对欧盟地区粗钢产能产量压减及钢铁产业集中度提升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施行粗钢压减政策，欧盟（欧共体）成员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往后的10余年间，累计淘汰了4000万吨落后钢铁产能，40%的钢铁行业从业人员被分流安置，劳动生产率上升108%，粗钢产能向现代化、高效率钢铁企业集中。兼并重组对提振欧洲钢铁产业的作用则更为显著。截至20世纪末，在全球十大钢铁企业中，欧洲企业占6席。1974年—1996年，欧洲钢铁行业从业人员锐减70%，劳动生产率从190吨提高到500吨以上。这使得欧盟钢铁行业在工艺技术、产品质量、创新能力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二是环保约束推动产业技术革新。欧盟及其各成员国执行严苛的环保政策是应对行业周期性危机、进一步削减产能、整合优质资产的重要抓手。欧盟层面与环境相关的主要法律和法规分散在各种指令和法规，包括环保、节能、低碳等方面。详情见表2。
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当前欧盟共制定了涵盖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排放领域，涉及居民消费、循环经济、绿色金融、人才教育、市场机制、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数十项绿色转型配套政策，为欧盟各成员国钢铁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引领与支撑。欧盟地区陆续催生出多个氢冶金项目，详情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德国在绿色钢铁冶炼方面走在了欧盟一众成员国的前面。不仅如此，德国依托本国2020年出台的《钢铁行动概念》（Steel Action Concept），着力维持本国钢铁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实现碳中和。该战略共计划增加70亿欧元的预算，以期到2024年钢铁行业实现气候友好型重组的目标。在资金与政策的双重支持下，截至2022年底，德国短流程电炉钢厂有19家，产能约1449万吨，电炉钢占比19.8%，电炉装备大型化水平较高，100吨以上电炉数量占比超过50%。富氢高炉冶炼、氢基直接还原+电炉等多项工艺流程取得阶段性进展。此外，今年8月，HYBRIT（突破性氢炼铁技术）在向瑞典能源署提交的最终报告中展示了其6年研究的成果，证明了HYBRIT工艺生产的直接还原铁具有优越性。该项目将进入工业规模实施阶段。
三是产品高端化布局，发展多元化经营。当前，欧洲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已经完成，钢材消费结构实现从建筑用钢到制造业用钢的转变。欧盟各主要钢铁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兼并重组，工艺及装备得以更新换代。上述因素势必推动该地区钢铁产品朝着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当前欧盟钢材产量板长比为8∶5左右。此外，为增强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欧盟各主要钢铁企业采取多元化经营策略，实现资产优化配置。
从表4可以看出，以安赛乐米塔尔为代表的欧洲钢铁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一是聚焦新兴市场及热点领域（如增材制造、软磁材料等），二是重点发展矿石采选与资源综合回收业务,三是在建筑、汽车用钢等方向持续创新。
对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启示：
政策支持、兼并重组、强化创新、确保安全
纵观欧洲地区粗钢产量变化，其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峰值。第一次粗钢产量达峰后，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去产能和兼并重组、产品转型升级等，为粗钢产量触底反弹、企业重获利润和生存空间奠定了基础。在两次峰值之间，以政府为主导的钢铁企业坚持市场化经营原则，加上钢铁企业的私有化，再次推动了兼并重组，不仅使得欧洲内部钢铁产业集中度升至高位，还通过走国际化路线，使得内部过剩粗钢产能逐步向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第二次峰值后，用相对绿色低碳的技术工艺路线生产低碳排放钢，成为政府、钢铁企业和下游用户等的一致需求，也是应对欧盟地区日益严苛的环保、低碳政策的必然之举。
对于我国钢铁产业粗钢产量达峰后的启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双碳”目标实现为基础，制定一揽子产业政策。欧洲地区两次粗钢产量峰值间隔长达34年，但粗钢产量波动下降的区间并不是很大，表明粗钢产量可在相对高位维持较长时间。因此，可以大胆推断，在碳中和目标达成前，我国仍将是粗钢产量全球第一，至少可以维持国内每年约8亿吨的粗钢产量；如果加上中资企业在海外的粗钢产量，届时我国全球的粗钢总产量有望在10亿吨左右波动。所以，围绕粗钢高位产量和全球“双碳”目标的时间表，产能政策的制定有必要同时兼顾国内和国外市场的变化。
对于国内而言，建议产业政策更倾向于发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作用，政策的发布具有延续性和及时性，在去产能上多下功夫、多做文章，推动钢铁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寻求钢铁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转型的方法和路径，培养新质生产力。对于国外而言，建议在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政策接轨方面，增强互认，尤其是低碳技术、标准和产品及钢材贸易等领域的对接，为“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国际钢铁产能合作搭设桥梁、提供便利。
二是尽快提升国内钢铁产业集中度，并加快国际钢铁产能布局。一方面，要尽快打造和培育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钢铁龙头企业，进一步提升区域的产业集中度，在此基础上，通过跨地区、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兼并重组，打造出多支钢铁航母企业，全面提高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这需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依托钢铁企业、跨钢铁产业企业、金融资本等之间形成合力。但不容忽视的是，做大只是开始，做强才是本质，同时有必要解决好企业融合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文化冲突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在海外投产的粗钢产能已有约3000万吨，但国际钢铁产能项目整体推进进程较之欧盟等地跨国钢铁企业而言，稍显缓慢，企业国际化程度也相对较低，在这方面可以多向“走出去”经验丰富的有色金属等行业的企业学习。
三是要在技术创新上持续增加投入，全面提升国产冶金装备水平。建议我国钢铁产业在细分钢铁产品领域不断增加投入，提高自有钢铁产品自给率。聚焦并持之以恒地在绿色低碳化、智能化、高端化的钢铁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等方面进行创新。围绕低碳排放钢的生产制造，多维度、多层面推动技术和装备中试平台建设及先进成果转化。推进国产冶金装备再上新台阶，对标进口装备，提升装备的稳定性和数智性，努力实现进口替代；加大对首台（套）装备成果的扶持力度，增加应用场景，打造内涵更丰富的钢铁产业生态圈。
四是做好铁素资源的战略保供与安全，减小金融和贸易战对钢铁产业的冲击。随着全球钢铁行业环保、能源、低碳等政策的趋严，对于废钢和直接还原铁的需求量未来将激增，废钢的全球贸易流动势必会发生改变，全球钢铁产业格局也会不断动态调整。我国应不断加强对于海外铁素资源的战略性获取和资源性开发，尤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为主，统筹有序推进资源项目涉及的地勘、基建、采选和直接还原铁加工制备工作，以及在海外合适的区域布局废钢回收、加工、储存和转运基地。以铁矿石、煤焦为主的大宗商品期现货市场，其价格变动的敏感性，严重挤压了钢铁企业的利润。我国对外出口的钢铁产品也长期受到“双反”调查等影响。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对于涉及钢铁产业金融市场产品的监管以及对出口钢铁企业的贸易救济也显得尤为重要。（苏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