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青
市场总是在各种逻辑关系的综合作用下前行，正是它们之间的博弈才带来了行情的起伏变化。笔者认为，当前的钢市行情就受到了货币、减产、降碳、增矿等因素的相互作用。
从货币角度来看，美元的特殊性决定了美联储在影响世界货币走势上的绝对地位，各国基本根据美联储货币政策和本国经济形势制订本国的货币政策。当前，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4个月处在5%以上，处于较高的膨胀期。美联储缩表（缩减资产负债表）和加息的预期越来越近，预计将在第4季度开始缩表，明年年中有可能开始加息。因此，货币变贵的预期越来越强，且已被商品部分计入价格。根据美联储动向，俄罗斯、巴西、韩国等国家已率先进入加息轨道。一句话：货币运行逻辑远期利空多。
从政策角度来看，“双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无疑是当前最大的政策因素。“双碳”事关全世界气候变化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我国这样的工业大国来说，低碳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让渡部分发展权，这对我们来说必定异常艰难。
目前，我国耗碳前三的大户分别是火电、交通和工业。煤、石油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高碳能源，钢铁作为占全国碳排放总量15%的重点行业，是降碳工作最关键的环节之一。有了“双碳”这条政策路线，经济路线将随之确立。当前，有人把教育、医疗和住房戏称为摆在我国高质量发展面前的新“三座大山”，于是就有了房住不炒、清理校外培训、医药集采等举措的出台。这其中最难、影响最大的就是对房地产行业的改革，况且对房地产行业的改革必将涉及其配套产业链，尤其是分量最重的主要上游行业——钢铁行业。
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控制钢铁产量不仅是环保治理的需求，更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置环节，至于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提升钢材品质等，这些都是改革的应有之义。
从降碳角度来看，搞清楚了钢铁减产不仅是环保治理的需求、而且是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那就明白了降碳的必要性。即使钢铁行业排放指标一再优化，钢铁产量也不可能回到从前。同时，从焦炭来看，其除了是钢铁冶炼必需的燃料和还原剂，它本身就是碳，所以理应成为被减量的重要因子之一。因此，对于焦化行业的限制强度要远大于钢铁行业，这也在倒逼钢铁行业探索低碳冶炼方式，例如氢冶金。
从提升铁矿石资源保障能力角度来看，增加国内矿产量不仅是为了对冲降碳带来的钢材成本提升，更重要的是解决我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高度依赖的问题。增加国内铁矿石产量或者在非洲开采铁矿石等做法主要是为了降低我国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62%品位进口铁矿石价格在今年5月份达到233美元/吨的历史顶峰后，目前已下跌了近60%。
综合来看，笔者有以下几个观点：第一，钢铁减产是一场持久战，2020年或许是我国粗钢产量的峰值年。第二，降碳是当前最大的政策因素，预计后30年都将围绕降碳来制订经济发展方针。第三，房地产行业的改革是钢材需求的风向标，对钢材价格走势的影响将加大。第四，美联储缩表、加息操作箭在弦上，大宗商品将进入下行周期。第五，新能源的研发和替代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碳的价格很难回到从前。
笔者认为，随着近期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加紧落实能耗“双控”政策，采取的“拉闸限电”措施将对钢铁供给端造成一定影响，在需求端尚未出现明显下滑的形势下，钢价将呈现短期冲高、长期回归合理区间的走势。
《中国冶金报》（2021年9月28日 07版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