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钢铁材料的生产和供给
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1937年7月～1945年9月）。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于1937年8月22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8省境内15块游击区（广东省琼崖地区除外）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于1937年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在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根据地在随军修械所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渐建立一批兵工厂。随着根据地军事工业的发展，对钢铁材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当时根据地钢铁材料的来源很紧张。抗战初期主要有3个途径：一是从日伪控制区拆除铁路钢轨，但这个来源靠不住，一旦日军加紧进犯，随时都有可能断绝。二是从根据地区群众中收购少量的自产土铁，还有一些废旧铁器，如破旧铁锅等用具、破损铁农具等，这部分来源很有限。三是从国统区采购部分钢材，但这部分量很少，危险性也很大，尤其是到了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生产和生活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军工生产所需的钢铁材料从国统区采购的来源，基本上被断绝。当时，钢铁材料的供给成为根据地军需生产的最大挑战，要发展军工就必须解决钢铁材料。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两名战士正在打铁，制作农具。（资料）
1938年3月，中央军委成立军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滕代远兼任军工局局长，不久，军工局划归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领导，由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兼任。1938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武器的程度，使游击战无军火缺乏之虞。”在这次中央全会的决议案中，把提高军事技术水平，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储备反攻实力列为当时的紧急任务之一。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大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和各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开始。
各抗日根据地按照中央的指示，都设立了规模及能力大小不等的兵工厂，自力更生制造武器和弹药。为满足兵工军需的生产需求，各根据地也逐步建立了自己的钢铁材料生产和供应体系。各根据地凡是制造炮弹、手榴弹、地雷等的兵工厂，都设有土法炼铁或化铁和翻砂工部（或称红炉班或翻砂股），有些根据地还建立了独立的炼铁工厂。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各根据地的主要钢铁生产和供给情况如下：
（一）陕甘宁边区钢铁材料的生产和供给
在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迫使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解决军需制造军械及炮弹、手榴弹、地雷等所需的钢铁材料问题。当时，军需生产需求量最大的钢铁材料是灰口生铁。它是铸造机械和炮弹壳的重要原料，不解决灰口铁的生产问题，就无法发展边区军事工业。1943年，党中央要求陕甘宁边区自己炼铁。在此背景下，军工局成立了以赵俊为主任的炼铁部，建立了一些生产钢铁的小炼铁厂。
1.军工局创办的大砭沟炼铁厂[9]。1942年初，军工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用现代化方法生产铸造生铁，以满足军工发展的需要；随后成立炼铁部，由赵俊担任主任；决定筹建炼铁厂，指派由沈鸿负责设备制造、徐弛负责冶炼厂的设计，同时还邀请了一些地质、采矿和化工专家参与了筹建工作。
军工局创办所属延安大砭沟炼铁厂，当时是在一无材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凭借手头仅有的英文、德文图书资料边学边干。该厂主要生产设备是由徐弛主持设计的、以木炭为主要燃料的小高炉。该高炉是根据军工需要和原材料条件，如铁矿石和木炭、土焦的提供能力，设计日产生铁约为1吨，年生产能力约为300吨，基本可满足当时延安边区铸造机械和炮弹壳的需要。
高炉的全部机械装备由茶坊兵工厂负责制造、安装，铁矿石由安塞蟠龙铁矿提供，木炭由延安崂山木炭厂提供，耐火材料由乔儿沟陶瓷厂提供，简易的全套化验分析设施由延安自然科学院负责安装、操作。
该厂生产目的非常明确：为边区军工生产、生活提供所需的生铁原料。
该高炉的生产系统配备蒸汽鼓风机、管式热风炉、半机械化装料、冷却水循环系统、蒸汽锅炉及简易的化验分析设施。从1942年起，开始高炉修建，到1943年春高炉工程完工，基本建成。高炉于1943年5月开始进行了多次试生产，1943年冬正式投入生产。由于技术准备充分，高炉很快就生产正常，达到设计要求，日产铸造生铁1吨以上，质量合格，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延安边区对铸造生铁的需要。
大砭沟炼铁厂高炉的生产使陕甘宁边区钢铁生产进入到工厂化的生产行列，从1943年冬正式投产到1945年,共生产灰口生铁60余万斤。该高炉一直生产到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前夕才被迫停产。
该厂的管理基本保持着部队的作风，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该厂的领导为毛月耀。
2.甘泉县兴建的贺龙铁厂[10]。在军工局自建大砭沟铁厂的同时，在沈鸿等人的指导下，由大砭沟铁厂提供技术援助，由边区建设厅、自然科学院、军工局成立的炼铁研究会负责在甘泉县兴建的用土法小高炉生产的贺龙铁厂。该厂的领导人为许兴。
该工厂的领导干部是红军时期的干部；工厂中的工人有转业军工和荣誉军人，还有一部分从军工生产系统转来的军工人员和一部分临时抽调的学生。有时边区部队也参与集中挖矿石、烧木炭等工作，以供炼铁需要。该厂年产铁在64万斤左右[11]。
3.西北铁厂[12]。1944年秋，在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陈云和中央财经委员会陈郁等的支持下，军工局决定在煤炭资源比较丰富的瓦窑堡建设2座炼铁高炉，日产2吨生铁（也有资料说是日产5吨的2座小高炉），名为西北铁厂。该厂以程子建为厂长，林华为工程师。
西北铁厂设计规模为日产2吨生铁，铁厂的设备由沈鸿等人设计，由边区机械厂制造。
4.关中衣食村建设的炼铁中心[13]（又称关中衣食村炼铁厂）。该中心（厂）1943年2月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抽调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工教员张定一等几名知识分子筹建，并从陕南、鄂西聘请的土法炼铁工人作为生产骨干，用本地产的岩石、耐火黏土等建筑土高炉，用人工拉风箱鼓风，用木炭做燃料。
该中心（厂）经过2年多的试验和改进，生铁日产量从数百斤提高到千余斤，除供应军需制造手榴弹外，还制造各种民用产品，支援边区经济建设。该中心（厂）负责人为温贤良。
延安根据地建设的几座炼铁厂，在1947年国民党部队进攻延安后，停产并遭到破坏。在建设炼铁厂的同时，边区政府和军工局还成立炼铁研究会，邀请自然科学研究院的一些技术人员，研究讨论炼铁土炉的建造和炼铁工艺、方法。（未完待续）
注：
[9] 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曹向立等编著 《陕西省志－冶金工业》 冶金工业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概述第14页和第291页
《中国冶金史料》1985年第1期《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钢铁工业 徐驰》
[10] 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曹向立等编著 《陕西省志－冶金工业》 冶金工业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第291页
[11] 兵工记忆编委员会编 《兵工记忆》 人民出版社 2019年7月第一版
[12] 刘柏罗著《从手榴弹到原子弹－从延安精神到“两弹一星”》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年1月第2版 189页
[13] 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曹向立等编著 《陕西省志－冶金工业》冶金工业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第2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