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期，有关世界经济走势的关注集中在周期性趋势上。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这一轮全球经济复苏于2018年下半年触顶。经合组织不久前发布中期前景展望，再度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并称“全球增长放缓可能具有结构性”，低增长态势正变得“根深蒂固”。
经合组织的最新报告唤醒了对结构性问题的担忧。回到三四年前，世界经济疲态引发焦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到2016年，全球GDP增速已连续5年低于长期(1990—2007年)均值3.7%。之后，世界经济在2017年上半年出现“同步复苏”态势。但乐观情绪昙花一现，2018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同步复苏不复存在”，“约两年前开始的广泛全球经济扩张已经进入平顶期”。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今年7月的评估显示，衰退风险指标自2009年以来首次突破32%。近半个世纪以来，只要这一指标超过28%，经济衰退的到来便毫无悬念。
世界经济正在下行，它不但面临转入周期性衰退和突发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也面临掉入长期“低增长陷阱”(伴随高债务、低通胀)的风险。当前，衰退与贸易战关联度高，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衰退和危机属于周期性反应，它不能代替对长期低增长、高债务这类结构性问题的担忧。
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隐忧，首先体现在中美两大经济体的调整变化以及其他重要经济体表现平庸上。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对全球经济的高贡献率，但从高速增长调整为中高速增长，还是会相应地影响到全球增速。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复苏乏力，虽然这两年得益于周期和减税等因素，复苏一度显出“强劲”势头，但很快又显现下行和向衰退方向的转移。美联储7月也已改变对走势的判断，提前终结加息和缩表计划。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较之中美，欧盟表现更弱。欧洲多国已实行负利率，应对增长失速的政策空间几乎耗尽。
导致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难以解决。首先是劳动生产率提升遇到瓶颈。二战后日本和西欧的劳动生产率出现恢复性高增长，赶上美国水平，在近20年间，世界经济保持5%高增长。但1970年代中期以后，生产率增速放缓，当前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劳动生产率都呈现长期下降趋势。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经历了比美国更严重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比利时的劳动生产率从近高峰时的7%降到当前的0.5%。高科技明星芬兰的劳动生产率从5%跌至近乎为零。追赶明星韩国从6%跌至今天的3%。
其次，成熟经济体债务负担加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4月份公布的财政监测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债务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64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25%，比2009年的历史最高点还高12%。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远远超过新兴市场的债务水平。报告显示，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债务占其GDP的105%。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平均占GDP的50%左右，而低收入国家债务则占其GDP40%以上。报告结果意味着各国政府应该削减公共债务水平并建立缓冲机制来应对“将来不可避免会遇到的挑战”。
第三，老龄化影响总需求，增加公共支出负担。世界总人口将在世纪末增加到110亿，发达国家人口逐渐老龄化，劳动力减少，只有非洲以及南亚人口在增长。2016年汇丰预测，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未来10年世界年均经济增长率将比过去10年低0.6%。
由于存在结构性困难，大规模货币宽松、财政刺激、产业政策、科技投入、就业辅助等措施，避免了“大萧条”，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改变不了长期增长疲态。增长意味着，在一个较长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地区)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有质量的增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近2000年间的个人收入状况处于停滞状态，始终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徘徊。直到工业革命的发生，一切才开始有了根本性变化，先是欧洲，然后是美洲和亚洲，世界各地陆续告别停滞，走上持续增长的道路，从而实现了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和极大改善。
当前人口红利减退，政策空间用尽，未来的增长出路主要在于技术革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实现有质量增长的关键。目前高新技术及其应用呈现多点频发，但是需要一次蒸汽机革命、能源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这种层次的代际技术集群式爆破，形成质的飞跃，或者有望改善促进增长的深层动能，推动世界经济增速重上台阶。
全球化逆向前行、地缘政治变化及政策不确定性，使陷入低增长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结构性问题一时间神仙也难下手。世界各国能做的，是改变错误的贸易政策，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同舟共济，扭转并稳定全球预期，阻止局势恶化。目的是为技术革命的代际爆破留出时间，以挽救全球经济增长，挽救未来。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