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过程中，我国医疗战线卫士用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捍卫着国家公共卫生长城。从疫情发展形势看，湖北以外地区确诊病例连续几天下降，这对盼望尽快回归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国人来说无疑是好消息。但抗疫整体形势依然严峻，遏制新冠病毒的斗争短时间内还将持续。

　　与此同时，另一场与遏制疫情同样重要的战役也摆在国人面前。过去一年多来，受美国单方面发动贸易战以及经济结构内在调整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突如其来的疫情又带来意料之外的冲击，使不少企业压力陡增。一些处在成本收益持平线上下的企业运营尤其艰难。

　　为使企业渡过疫情考验，首先，我们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在推出稳定用工、流动性舒缓、税费扶助性减免、金融帮助等相关调剂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保障和促进经济恢复活力的靶向战略措施。

　　过去一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在总体平稳迅速的同时，也遭遇了几次不期而遇的冲击事件，比如2003年的非典、这两年的外来贸易冲突和当前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加上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新阶段，这些都要求我们除了建立产业发展和投资基金之外，还要建立防止意外经济冲击事件的政策性再保险制度，为商业再保险提供引导和托底，鼓励商业保险创新开发新的险种，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在中等收入的基础上尽早进入发达行列——提供发展和安全两个方向上的保障。

　　比如，根据笔者粗略测算，如果国家在当前抗疫过程中建立一个总额300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意外经济冲击再保险基金，委托银行系（国开行、农发行和大的战略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从政策性保险机构等目标中遴选）联营管理，其中1000亿用于补偿“封城”和延迟上班期间企业因租金、员工工资以及不可逆转性合同执行遭遇的损失，即企业意外冲击保险；1000亿用来为突发性失业的职工提供非全日制、非MBA类商业性培训的再就业培训，这些再保险资金可由行业培训中介向联营管理机构申请，用于培训再就业及转型就业之用，即职工意外失业保险；还有1000亿用来帮助有需求的企业进行业务转型或创新企业开办之用，即创新启动保险。

　　可以想象，类似的公共政策不仅可以降低大的冲击性事件中企业维持运营的社会成本，还能增加中小微企业的承压能力，增加经济恢复活力的缓冲弹性。

　　第二，对厂商主体来说，在正常生产恢复之前，中小微厂商应尽快制定企业的财务流动性计划，商讨必要的经营瘦身以及职工通过降薪参与持股等可能措施，调动所有成员积极性，缓解企业在困难期的超负荷风险。团结起来办难事，齐心合力办新事，让企业稳定用工、恢复活力等目标落在制度实处。

　　这方面有过不少可资借鉴的企业榜样，比如1990年代惠普等一些企业的管理创新，2000年代本田集团旗下公司的集体管理和职工持股以及2010年前后华为公司员工持股机制下的快速成长。这些都是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实践。如果当下一些企业能够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在困境中走向转型和升级，那将是转危为机的创举。

　　第三，对行业组织来说，纵向横向的各类产业协会、商会及联盟，也应在这场疫情中寻求转型，改变以往仅仅作为政府和企业间桥梁的中介功能，向更具创新性的建设者和管理参与方过渡。

　　过去几年我国出现不少由高校、科研单位及地方社区创立的创新工坊或创意空间实体，这些实体亟需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形成的两万多家各类、各级产业园区的孵化器机制进行对接，进而与园区内的深层产业实体进行对接。如果行业中介组织能在这场困局中升级转身，国民经济体系的科研板块与产业园区板块在产业链上实现更紧密整合，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产业研究上取得更大突破，就有可能为疫情过后的尽快恢复和更长远发展创造条件。这对中国经济的成长、制度创新在产业层面的落实、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以及人力资源的产业链拟合等，都将起到促进作用。

　　疫情是暂时的，因疫情防控带来的生产暂停、产品滞销及运营损失等也将是短时间的。而且由于国民经济体系规模和转型成长的巨大韧性，这场疫情造成的GDP损失也不会太大。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中国人独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我们的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渡过疫情难关后走向新的平稳增长是必然的事。

（作者曹和平、陈晓声分别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江苏银行苏州分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