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仕君
2025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通过视频向全球郑重宣布了中国新一轮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主要高排放行业，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这昭示着中国气候行动迈入新征程。
NDC3.0填补政策空白设定转型倒计时
NDC，作为《巴黎协定》下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承诺的核心载体，要求缔约方每5年提交并更新一次，以体现“力度递增”原则。回顾历程，中国曾于2015年首次提交NDC，明确了“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的目标；2020年，又进一步提出了“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愿景，由此奠定了“双碳”目标基石。此次提交的第三轮承诺（业界称之为NDC3.0），最显著的意义是在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之间，明确了2035年这一中期节点，从而构建了一个更为完整、可预期的“2030碳达峰—2035碳下降—2060碳中和”战略路线图。同时，之前的“双碳”目标愿景，虽然终点（碳中和）与起点（碳达峰）明确，但对碳达峰之后如何走向碳中和，特别是2030年—2060年这30年间的具体下降路径与节奏，缺乏国家层面的量化指引。NDC3.0的提出，填补了这一关键的政策空白，为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规划、各行各业进行战略性投资提供了清晰的预期和依据。对钢铁企业而言，2035年时间节点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转型倒计时器。它意味着，留给企业对现有高碳资产进行改造或替换的窗口期是有限的，企业必须在此时间点前，完成主要的技术路线选择和大规模投资部署，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碳成本急剧上升、产品绿色竞争力不足，乃至在国内外市场中被迫边缘化的风险。
NDC3.0的三大突破性特征
与前两轮NDC相比，NDC3.0并非简单的目标数值提升，而是在覆盖范围、管控气体和战略路径上展现了三大突破。
一是覆盖“全经济范围”，意味着无行业可置身事外。NDC3.0明确将减排责任从传统的能源、工业等重点部门，扩展至包括交通、建筑、农业乃至服务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领域。
二是管控“全温室气体”，标志着减排力度空前加大。与2030年碳达峰目标主要针对二氧化碳不同，NDC3.0首次将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国家强制管控范畴。这些气体虽然在大气中浓度低于二氧化碳，但其全球增温潜势（GWP）极高，部分物质甚至是二氧化碳的数百倍乃至上万倍。对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管控，预示着下一步的环境监管将更趋精细和严格。
三是锁定“净排放量”，明确了“减排”与“增汇”双路径。一是从源头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是通过生态建设与技术手段增加对温室气体的吸收。前者依靠能源结构优化、能效提升和工艺流程创新，后者则依赖森林、草原等生态系统碳汇以及碳捕集、利用与CCUS（封存）等负碳技术。发展CCUS技术已成为钢铁行业实现长期碳中和的“兜底”保障方案。
NDC3.0背后是目标、市场与监管闭环的系统性治理
NDC3.0并非孤立的宣言，它与前期出台的系列关键政策构成了一个协同增效的治理体系。其中，《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与《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分别为NDC3.0目标落实提供了监管抓手与市场工具，三者之间形成了“顶层目标—核心工具—执行保障”的闭环。
一是NDC3.0为碳排放双控制度将与全国碳市场提供顶层设计。NDC3.0对碳排放双控制度提出了从当前的以“强度控制”为主逐步过渡到以“ 总量控制”为主的明确要求。NDC3.0设定的2035年减排目标，为全国碳市场的总量控制设定了长期、逐年收紧的约束，并且直接推动了全国碳市场从电力行业向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行业的快速扩围。
二是全国碳市场是实现NDC3.0的核心政策工具。碳市场是成本最优的减排机制,以运行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MRV）体系，为国家精准掌握各行业排放情况、科学评估政策效果并动态调整策略，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数据基础。
三是碳排放双控制度将强化NDC3.0的执行刚性。碳排放双控制度通过将减排目标分解至地方和重点企业，确保了NDC蓝图能够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方案。
钢铁企业应主动应对、积极行动
对于钢铁行业而言，实现NDC3.0目标无异于要求其进行一场“边飞行边换引擎”的极限操作，挑战是全方位且系统性的，钢铁企业应主动应对、积极行动。
一是战略层面，将“三碳”行动纳入企业核心战略。制订清晰的碳减排路线图，明确短期（至2030年）、中期（至2035年）和长期（至2060年）的减排目标、技术路径和投资计划。落实专责的碳管理部门，既持续组织推进减碳脱碳工作，也将“碳”作为一种新型资产进行专业化管理，实现碳要素价值最大化。
二是技术层面，多路并行，梯次推进。当下致力挖掘极限效率，对现有高炉—转炉流程进行全面的节能、智能化与高比例废钢改造，这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减排路径。中期稳步发展电炉短流程，积极布局建立废钢回收、加工和配送网络，为废钢资源爆发期做好准备，适时投资建设电炉产能。长期组织对前沿颠覆性技术进行攻关，积极参与氢冶金、CCUS等技术的研发与中试示范，为终极解决方案做好技术储备。
三是运营层面，精细化管理，善用市场工具。建立健全全流程碳数据管理系统，实现从原料入场到产品出厂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精准追踪，这是应对未来碳市场核查、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申报和绿色认证的基础。积极参与碳市场，将减排量转化为真金白银的收入。灵活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创新金融产品，为转型项目融资，降低财务成本。
四是产业链层面，构建绿色生态，协同脱碳。共建可持续供应链，与上游铁矿石、煤炭供应商合作，推动其提供低碳原料。与下游领先企业协同创新，共同开发绿色低碳钢材料。锁定长期需求，获取绿色溢价。探索产业协同，与化工、建材等行业进行耦合，对副产煤气、冶金渣等进行规模化、高值化利用，构建区域循环经济体系。
从“双碳”到“三碳”，NDC3.0带来的压力是空前的。钢铁行业需要审时度势，在成本与技术间找到平衡，从传统的“钢铁制造商”蜕变为新型的“材料解决方案提供商”。
【链接】
CBI：激励机制+转型生态，让资本精准流向去碳化企业和关键技术
记者 樊三彩
近日，CBI（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正式发布《促进中国钢铁行业转型融资的激励机制：有效路径、关键挑战与行动建议》工作报告，总结了中国现有相关激励机制的特点与面临的主要挑战，并对应提出了完善建议。
根据CBI研究，钢铁行业在未来5年内至少需要1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21.07亿元）资本支出。其中，约14%用于支持从高炉—氧气顶吹转炉到利用废钢的电弧炉生产的转型，41%用于发展氢气直接还原铁电弧炉生产。华宝证券预测，围绕电炉炼钢、球团制造、能效提升、直接还原铁这四大成熟度高的实用性技术和高炉富氢，以及由此引发的工艺结构变化，未来10年中国钢铁企业新增投资将接近1万亿元。
然而，钢铁企业转型面临投入不足、标准不一和政策支持有限等问题，导致高质量投资标的稀缺。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目录和披露要求，金融机构难以识别和评估项目。这些现实难点导致转型金融的规模与行业资金需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因而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显得尤为关键。
报告认为，促进钢铁转型融资的激励机制包括健全识别框架、实施财务激励和加强多方协同。我国现有激励机制已初步显现出撬动资金支持钢铁行业转型的潜力，特别是在完善识别框架与实施财务激励方面已形成了较好的示范。不过，当前激励机制尚未充分回应钢铁行业转型进程中各类关键参与主体的核心诉求，缺乏差异化、精准化的支持：钢铁企业作为转型核心执行者，缺乏与风险匹配的财务激励机制和稳定的废钢、绿氢等资源供应，也缺少系统性转型规划与碳排放数据积累，制约其布局深度脱碳技术；金融机构参与转型金融的动力有限，主要受统一识别标准缺失、信息披露不足及专业能力不足影响，且目前财务激励多集中于企业端，未充分传导至金融机构；下游采购方获得的激励不足，主要原因是缺乏绿色采购补贴、税收优惠及透明认证体系，从而限制了其采购意愿和能力。
针对以上挑战，报告提出3条建议：第一，增强钢铁企业转型内生动力。对深度降碳技术项目提供一次性补助、转型债券贴息及低碳钢铁销量相关税收减免；在产能置换政策中优先支持降碳技术应用项目；通过产业政策扶持废钢回收、绿氢制备等关键配套产业；搭建转型金融服务平台，提供脱碳技术筛选、碳排放计算和转型信息披露等在线工具。第二，完善金融机构激励。适时发布全国钢铁行业转型金融标准和企业转型计划模板；提供信息披露指引和专业培训；加大碳减排支持工具力度，拓展范围并延长使用期限。第三，激发下游采购意愿。将采购方纳入转型金融支持范围，提供财政补贴或税收激励；建立低碳排放钢铁认证及碳足迹核算体系，在绿色建筑、汽车和船舶标准中纳入低碳排放钢使用评价，形成“以需促供”的良性生态。
“只有推动实现完善有力的激励机制和协同高效的转型生态，才能让资本精准流向去碳化企业和关键技术。金融机构、企业及采购方协同发力，合理分配低碳钢铁的绿色溢价，并依靠价格发现机制切实降低转型成本，从而有效加速行业转型升级。”CBI中国区总经理谢文泓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