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让地方政府趋之若鹜的钢铁企业如今似乎有点“过气”了。

　　首钢集团前员工老栗至今还记得当年的优越感。1985年，作为一名首钢普通工人，他的月工资就已经拿到了62块钱，而同时期北京市其他工人的工资大多只有四五十元。

　　2005年，首钢启动搬迁，搬到300公里外的河北曹妃甸。随后，重庆钢铁、青岛钢铁、东北特钢集团大连基地等一系列钢厂搬迁工程也陆续开展，钢铁行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搬迁行动。但搬迁之后，首钢曾因为亏损超百亿而陷入困境，重庆钢铁等也由于巨额财务负担而纷纷破产重组。

　　如今，在河北、山东、江苏、河南等省份，更多的钢厂搬迁项目仍在进行中，有的已陷入僵局。钢铁企业似乎从原来深受地方政府欢迎的“香饽饽”，变成了令人嫌弃的“烫手山芋”，钢铁行业是不是真的“过气”了？

　　“全国钢厂搬迁涉及产能约1亿吨”

　　站在门头沟区殡仪馆的大厅里，老栗和身旁朋友说，如果自己当初没从曹妃甸回来，现在躺在这里的可能是自己。

　　老栗是来送别前同事老张的。老张去世时只有51岁，前一天晚上喝了顿酒，第二天早上到了班上，突然就不行了。在位于曹妃甸的首钢基地宿舍，老张住7号房间，老栗住5号房间。他们都是一群“舍家弃业”来这里创业的人，身边没了家人的约束，每天晚上都是喝酒、打牌，生活没有规律。就连门口超市的老板都开玩笑说，白酒每天是以“吨”为单位来卖的。

　　“不去曹妃甸只能买断工龄”，2008年，老栗报名参加首钢曹妃甸基地建设，到了那才发现条件比预想中的还艰苦。岛上风沙很大，每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头发里的沙子被水冲下来，都会在地上形成一条小沟。

　　2011年，首钢曹妃甸基地建成之后，受不了每天喝大酒的生活，再加上母亲和爱人都需要人照顾，老栗还是买断了工龄，回到了北京。

　　在首钢搬迁曹妃甸之后，中国很多的城市钢厂也陆续启动了搬迁行动。2006年，重庆钢铁启动环保搬迁工程。2007年，东北特钢集团大连基地环保搬迁工程在金州区登沙河镇破土动工。2013年，青岛钢铁召开环保搬迁工程开工动员大会。2014年，杭州市公布《杭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4-2017年）》，要求杭州钢铁2017年前完成搬迁工作。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这一波搬迁都冠以了“xx环保搬迁项目”。

　　从2017年开始，河北、山东、江苏、河南等地又开启了新一轮钢厂搬迁热潮。以河北为例，根据《河北省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方案（2018-2020年）》，至2017年底，河北省已有石钢、宣钢、国丰、太行、冀南、首秦等6家城市钢厂确定搬迁，其余9家位于城市及城市周边的钢铁企业也要逐步关停，或者推动其向沿海临港或资源富集地区整体搬迁或退城进园。

　　“这一轮钢厂搬迁大都是以产能置换的名义进行的，根据各地公示的产能置换的项目，2017年-2019年，全国淘汰炼铁产能23455万吨，新建炼铁产能21180万吨，其中约有40%为搬迁项目，保守估计全国钢厂搬迁涉及的产能约有1亿吨左右。”“我的钢铁网”咨询总监徐向春总结道。

　　流程上，钢厂搬迁选定新址之后，要通过产能置换的方式来审批。京津冀地区的产能置换政策是1∶1.25——300万吨的产能，产能置换之后就只剩240万吨了。

　　这批搬迁中，有些由于种种原因已经陷入僵局。如邢台钢铁的搬迁计划引发了衡水湖环境保护的担忧，安阳钢铁搬迁周口计划也引发当地环保组织的反对。

　　“现在公布的钢厂搬迁项目大多计划在2020年-2021年完成，如果今明两年钢厂经营状况转差，资金出现问题，融资贷款解决不了，搬迁肯定会往后推迟，甚至不排除有些项目会出现变数。”徐向春说。

　　“搬迁政策是省里定下来的”　

　　关于搬迁进展，钢铁企业似乎都不愿多说，邯郸钢铁、唐山钢铁、安阳钢铁、天柱钢铁、新宝泰钢铁等都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一家钢铁企业宣传部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都是政府在说搬迁的事，他们企业内部会上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搬迁也是“啥动静都没有呢”。

　　决定谁要搬，环保是重要原因之一。泰和钢铁销售总经理马秀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天柱钢铁、新宝泰钢铁是做铸钢的，高炉大，烧煤多，污染也大，所以需要搬迁。而泰和钢铁是做轧钢的，烧天然气，污染小，所以不需要搬迁。

　　2018年，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要求“重点区域城市钢铁企业要切实采取彻底关停、转型发展、就地改造、域外搬迁等方式，推动转型升级”。2019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生态环境部大气司司长刘炳江也表示，“在产业结构上，起码河北省这几年要淘汰掉4000万吨的钢铁。”

　　在钢厂搬迁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意见举足轻重。一位河北的钢厂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之所以同意搬迁，首先因为钢厂搬迁是国家战略，其次河北省有明确的文件规定，要求所有工业必须“退城进园”。“严格来说，这个政策是省里定下来的，市里没有决定权。”

　　天津钢管制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郭金宝前段时间刚刚去位于唐山的天柱钢铁交流经验，据他了解，天柱钢铁目前已经开启了搬迁工程，计划投资200亿元，资金来源主要是自筹。

　　“说是搬迁，其实就是新建。根据唐山地区的产业政策要求，1000立方米以下高炉、100吨以下转炉和180平方米以下烧结机全部都要淘汰，所以搬迁后都要进行升级扩建，老的设备也就不能用了，只能卖到二手市场。”郭金宝说。

　　“钢厂搬迁的成本非常高，从财务回报的角度是不提倡的。但从环保角度看，城市钢厂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给交通和安全带来压力，为了城市的整体发展也得做出牺牲。

　　“只是从村东头搬到了村西头”

　　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海民调研发现，钢厂搬迁往往损失巨大。以河北省某钢厂为例，光是账面上没有提完折旧的固定资产净值就达到300亿元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减去历年累计折旧，账面上剩余的叫做‘折余价值’。如果钢厂不搬迁，在今后的生产中还能慢慢把这些折余价值折旧完。但钢厂一搬迁，这些折旧就不能再提了。相当于买了一辆车，本来使用寿命是15年的，但只开10年就让它报废了。”刘海民说。

　　这些损失目前还没有规范的补偿办法，很多地方政府也没有主动提出要给企业补偿。

　　“我接触过一些民企，他们甚至连提都不敢提补偿的问题，生怕把地方官员得罪了。实际上有一些国有钢厂搬迁时是有补偿的，例如首钢搬迁的时候，北京市政府就把首钢原来的土地交给它自己来开发利用。”刘海民说。

　　搬迁损失得不到补偿，导致很多钢厂缺乏搬迁的资本金。刘海民表示，国家规定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为40%，目前钢厂搬迁项目的产能大多在200万-300万吨，总投资约为80亿-100亿元。按照40%的规定，就需要32亿-40亿元的资本金，但很多钢厂根本没有这笔钱。

　　此外，有些钢厂搬迁项目的选址也不尽合理。短的只有几十公里，还在一个大气污染单元里。还有的选址地点严重缺水，地下水水位深达700米-800米，而钢厂又是耗水大户，钢厂搬迁过去之后的用水无法落实。

　　“地方政府还是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在本区域内画一个地方让钢厂去，这样搬迁损失是钢厂的，但重建后的纳税还是留在了当地。”刘海民说。

　　在徐向春看来，如果从纯经济角度考虑，钢厂搬迁应该选择距离市场近、水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地方。例如选在沿海地区，距离港口码头更近，原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都能减少不少。

　　“如果只是近距离搬迁，只是从村东头搬到了村西头，从上风口搬到了下风口，结果就是‘换汤不换药’。”徐向春说。

　　选址不合理还可能带来更高的成本。徐向春表示，现在新建钢厂动辄是上千万吨的产能，那些选址不合理、位于内陆的钢厂，吨钢的物流成本比沿海钢厂高出100元左右。加上搬迁成本，综合计算吨钢成本要高出200元左右。“微利”的市场行情下，“一旦将来钢铁钢业再出现2013年-2015年那种价格战的情况，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这些搬迁不合理的钢厂。”徐向春说。

　　刘海民建议，城市钢厂不一定都要搬迁，目前我国钢铁需求已进入峰值区，未来总体呈缓慢下降的趋势，有些钢厂退城后直接退出即可。

　　那些留下来的钢厂也不一定非要搬走，更重要的还是要治理。刘海民说，德国的鲁尔区目前还有两千多万吨钢铁产能，该地区面积约为46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1200人/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城市钢厂”。但通过治理，鲁尔区的年均PM_2.5浓度只有17微克/立方米，这几乎相当于海南岛的空气质量。

　　“政府应该做的事是严格执行环保标准，该惩罚的惩罚，该停产整顿的停产整顿，而不是直接指令哪些企业搬，哪些企业不搬。如果国内有一两家企业能够达到比较低的排放水平，就可以推广他们的技术，谁要是接受不了就可以退出，让他们自己选择不干。”刘海民说。

　　不过，在京津冀以外，钢铁企业似乎还颇受欢迎。2019年2月，辽宁省朝阳市发改委网站发文要求，各县（市）区、市直部门要主动出击，围绕河北省钢铁产能退出重点地区，着力引进钢铁产业配套转移项目。市长高伟还亲自率队开展招商洽谈活动，先后与津西钢铁、河北物流集团等企业进行了座谈。

　　（老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