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的加速推进，国企民企融合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国企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全方位合作以市场化原则和互利共贏为导向，不仅在稳定了产业链中发挥了“国家队”作用，企业自身也焕发出新的活力。
那么，目前国企民企协调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在融合发展中遇到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对此，记者展开了调查。
国企民企协同发展成效不断显现
国资委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引入非公资本超过1.5万亿元，混改企业户数占比提高近20个百分点，超过70％。中央企业通过产业基金、投资入股等方式，参股民营企业超过6000户、投资额超过4000亿元，有力促进了国企民企协同发展。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区堿协调发展战略，2019年中央企业与地方签署战略项目390个；支持受疫情影响较重的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签约项目金额超过3200亿元；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与地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共同实施一批有较强影响力带动力的项目。
以航天科技为例，航天科技十一院自主研发的彩虹系列无人机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为解决研发经费不足、产业化能力有待提升、运作机制不够健全等发展瓶颈，2018年，航天科技推动彩虹无人机相关资产引入民营上市公司南洋科技(现更名为航天彩虹）成为控股股东，成为A股第一家以无人机为主业的上市公司。重组以来，该上市公司坚持市场化转型激发经营活力，管理效率和经济效益大幅提升，实现军民市场资源优势互补以及国内外市场的规模扩张。2020年，彩虹无人机生产交付任务饱满，在手订单充足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国有权益由48亿元增值到80亿元。
在上海，上海建科集团同样如此，通过公开增资方式，引入上市公司城投控股以及民营企业宝业集团、北京信润恒等3家战略投资者，改变决策层与经营层职责不清的局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通过优秀人才持股方式，不断激发技术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科研人员动力得到较大激发。2017至2019年间，该企业营业收入三年合计増长了31.6％净利润増长了37.7％。
在陕西省，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国企陕煤集团、民营法人股东、自然人股东和员工持股平合共计14方股东共同组建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创了大型国企与地方民企联合体、区域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新模式。截至2018年6月，公司注册资本32.5亿元，其中12方民营股东合计持有195323.33万股，出资比例60.1％。10多年来，公司通过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深度合作，既充分发挥国企管理规范、资本雄厚的优势，又利用民企市场反应迅捷、决策灵活的优势，互靠双借，快速提高企业竞争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标准、产品质量要求等方面都具有其所在产业链上的绝对优势，通过各种方式把自身优势传递给同产业链的相关企业，从而带动相关企业的发展。而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的发展可对同链上的国有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能有效降低国有企业的运行成本，进而提升国有企业的运行效率。这是共赢多赢的结果。
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严启明对记者表示，国企与民企在资本层面的相互投资与融合，是国民实现协同发展与共赢的有效途径。对国企而言，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构建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建立自主决策、自主经营的市场化机制。对民企或中小企业而言，可以借助国企的品牌、人才、管理等优势，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做好“六稳”落实“六保”是当前的重要工作，国企民企协调发展对此项工作还有何助力？
“可以说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是其所在产业链的动力源。”张春晓说，龙头企业在产业链上发挥的作用是几何级数的效应。比如说一个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有1万人开始工作，就能够带动产业链上相关企业10万人的工作，就能够带动周边100万人的就业，这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发展，这对“保就业”有重要作用。
协同发展不断深化痛点和难点同时并存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央企业牵头组织相关中小企业发起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14个、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54个，打造“双创”平台456个、承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13个，有力带动了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学研协同和全社会创新创业，产权领域合作发展不断深化。
业内认为，在三年行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国有企业加强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合作，努力稳固产业链供应链，全面发挥龙头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但是，在国企民企“牵手”的过程中，有无遇到痛点和难点？
“有时会遇到政策痛点、市场痛点、产业痛点、技术痛点、管理痛点等。”在张春晓看来，政策痛点主要表现在有些时候国企不敢放、民企接不住；市场痛点主要表现在国企民企在市场上有时会处于一个不对称的状态；产业痛点主要表现在有时国企民营发展处于一个不协调的状态；技术痛点主要表现在国企民营有时会不在同一频道上；管理痛点主要表现在国企民营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的差异。
“痛点和难点都是存在的，如在公司重大事项决策上，国有股东方代表或董事往往会显得过于谨慎或保守；有的国有股东方过于强势，忽视民营股东方的话语权；一些混改后的企业，在机制上没有实质性转变，特别是在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方面基本上仍然是‘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增不能减’的状态。”严启明认为，造成这样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思想观念问题：应严格按照公司法人治理要求，做到权责清晰，敢于决策；在企业体制改革同时，应进行机制创新，特别是在三项制度改革方面应有所突破。
“一是信任问题，二是‘分手’问题。”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分析认为，一方面是国资监管部门和国企负责人担忧民资合作方是否会侵蚀国有资产或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另一方面则是民营企业家担忧国资合作方是否会侵害民资利益，合作是否会演变成国资对民企的全面收购。信任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双方都尊崇契约精神，严守合作约定；也需要有一个规范的利益保护机制。“国民合作，‘牵手’本身就很难，‘分手’往往更难。”就合作双方来说，必须在合作伊始就设计好退出事宜，既要在需要对方支持的时候热情迎接对方的加入，也要在对方希望“分手”的时候愉快欢送对方退出，不应给合作方的退出设置不合理的障碍。
“出现这些痛点和难点的主要原因是，市场体制的不完善性，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不适应性，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不对称性，政策落实的不到位性等。这些原因需要在发展中逐步改革、逐步完善。”张春晓说。
国企民企“牵手”共赢未来可以这样做
“我们从来没有在国企和民企的兼并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方面设置界限。”10月12日，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表示，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兼并重组，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把握实事求是的原则，只要兼并重组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能够避免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能够比较好地提升产业的集中度。
整体来看，提升国企活力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核心要义。未来，国企民企协同应如何发展？
刘兴国分析指出，未来提升企业活力可以从多个方面着手：一是可以从体制机制层面入手，有效放松对企业的约束，将更多市场化运营所需要的权限返还给企业董事会、经理层，真正让企业拥有自主经营决策权；二是建立健全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将责权利紧密挂钩，确保付出与回报基本匹配；三是弱化企业的所有制属性，推进国资民资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国企民企协同发展角度看，增强企业活力应该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力：一是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改，适当提高民间资本在混改企业中所占股权比重，除少数国有资本必须控股的企业外，鼓励民间资本取得控股权。二是在合作中积极引入民营企业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与管理经验。
严启明认为，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包括国企与民企之间的重组，完全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国企与民企的兼并重组与协同发展的核心仍然在于规范法人治理和机制创新。只有在加强企业党建、依法合规行使“管资本”的股东权利基础上，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才能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实现国企民企的合作共赢与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