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朝晖
宝钢老领导何麟生先生是宝钢信息技术的奠基人之一，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前的眼光。几十年前他就提出：“抓计算机的本质就是抓知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知识宝钢。”我是1997年博士毕业后到宝钢工作的，而何先生在1992年就离休了。直到10多年前，与何老的接触多了，认知才逐渐清晰起来。
对现代化工业企业来说，最重要的知识其实就是标准。在宝钢建设之初，我国花费大量资金从国外引进了整套的标准，包括产品标准、技术标准、作业标准等，把这些标准与计算机结合，支持了宝钢后续几十年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工作。
标准引进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中方准备新建一个工厂时，首先必须确定产品大纲，国外根据产品大纲提供相关的技术和标准，投产后就按这样的标准进行生产。一般来说，用户、市场和设备系统是不断变化的，企业总会遇到新的问题，这时，原有的标准就会迎来挑战，比如有一些工艺参数或生产模式就不合适了。这时，我们的技术人员往往会做些生产试验，对原来的标准进行修订。如果实在解决不了，还可以请国外专家帮助解决。
2000年前后，某汽车公司咨询宝钢，可否生产某种产品？经过分析研究，宝钢技术人员认为冷轧机组的能力不足、轧不了这个厚度的钢板。国外专家研究以后，认为需要更换更大功率的马达。但是，实施这个项目需要投资1.3亿元并停产1个月，代价非常大。面对这个方案，公司领导犹豫不决。
宝钢老专家朱泉封先生了解到这件事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别人看来，如果按照引进的轧制规程生产这个产品，某个机架的负荷超过了100%。但朱先生注意到，按这个轧制规程，另外几个机架的负荷只有60%。朱先生认为，如果把5个机架的负荷均衡一下，即把瓶颈机架的负荷降低、另外几个机架的负荷上升，就有可能用现有的设备生产这个产品了。朱先生打了一个比方：5个机架轧钢就像5匹马拉车，有1匹马用了最大的力气，但还有4匹马没有用全力；如果能让5匹马都全力以赴，问题就解决了。连轧机组的负荷调整涉及许多因素的耦合，搞不好会出安全事故。很多人对此感到担心。但是，朱先生在相关领导的支持下，开发了一个叫作“无规程轧制”的软件。采用这个软件计算出新的工艺规程，一次性完成了产品的试生产。
若干年后我意识到，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深思，甚至可能引导出智能制造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如前所述，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工艺标准。这些标准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工业知识往往实践性很强，这些标准往往是在试验和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我们也了解到，国外往往会对实践和经验加以升华，变成理论上可以计算的公式，并用软件来实现这些计算。在常规生产过程中，这样的软件用处不大，但在企业遇到新问题、开发新产品、从事技术创新的时候，软件的价值就特别大了。如果没有这样的软件，研发和创新就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例子。10多年前，宝钢从国外接到一个20万吨管线钢的合同，这个合同对板坯内部质量的要求特别高。开始生产的时候，宝钢采用了引进的工艺参数。但在最初生产的近6000吨钢坯中，有大约一半不符合质量要求。后来，我们项目组的张群亮博士参与进来，用我们多年前开发的一个软件计算某个关键的工艺参数，惊讶地发现我们的计算结果和引进参数相差很大。但是，采用我们计算的参数之后，新生产的板坯100%满足质量要求。然而，国内许多专家根本就不知道别人有这样的技术，也就谈不上模仿和引进了。事实上，这些技术才是国外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软件、算法与工艺技术的融合。
我们在和日本专家打交道时，发现他们解决问题往往都是基于“算”的，都有相关的公式和算法。与之相比，我们的专家则更偏向于根据经验做决策。我们后来意识到，能“算”的知识有个重要的优点，就是知识是显性化的。显性化的知识不仅容易传承和传播，还有利于技术的持续改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术创新者也需要有自己的工具。在离散制造业，工业软件是促进数字化研发和服务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钢铁行业，标准的计算软件就是这样的工具。有了这样的工具，创新和研发的效率会极大提高、成本会显著降低；没有这样的工具，我们就无法与世界一流企业竞争，“成为技术的引领者”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对这类技术的吹毛求疵、求全责备往往是阻碍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文化和习惯，才能真正地促进技术的进步。
简而言之，现代工业企业最重要得知识往往固化为标准。标准的产生，也必须走自主化、显性化、数字化、模型化、软件化之路。
（作者系宝钢中央研究院原首席研究员）
《中国冶金报》（2024年10月22日 04版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