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两会报道组记者 朱晓波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近年来，科技部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创新动力。“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彻底扭转，对外技术依存度还很高，科研管理仍存在体制机制不活、政策精准性不够高、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河南省主委张震宇指出。他认为，要进一步优化科研管理体制机制，为打造科技强国营造一流环境。
5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盈利和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均翻了一番，论文和专利数量在世界名列前茅，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
张震宇认为，在“十四五”新发展阶段，必须以更大力度的科技体制创新推动我国科技水平再上新台阶。
为此，张震宇建议：
一要关注扶持“设计密集型产业”发展。创新设计正与科技进步“全面互渗”，政府部门要对国际前沿产业生态的创新系统和创新路径变革保持敏感性和预见性，做好顶层规划，主导各要素发挥好各自的作用，关注扶持“设计密集型产业”发展。加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提高研发、孵化、转化、产业化等全链条科技服务专业化水平。
二要别让科研人员成为“超级业务员”。科研人员工作负担重、对科研环境满意度不高，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非学术”压力大。坚持“以科学家为中心”，减轻科研人员非教学、非科研的压力，不让科研人员变成“超级业务员”，忙于迎来送往、拉项目找课题，把精力浪费在填不完的表格、编不完的预算、“没法用”的经费和走形式的验收上。实施无感精准管理，营造包容、鼓励创新的市场和法治、政策环境，不搞贴身紧盯，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
三要更好发挥学术共同体的重要作用。科研活动与工业生产不同，不能用计划方式获取结果，不能用纯行政的思维评判干预，科研的真伪只有同行才能有效辨别，应建立以学术共同体为主的协调方式，发挥同行参与、同行评议、同行监督的作用，实现学术风气清明。
四要进一步以产学研用高效衔接推进成果转化。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管理部门需要避免“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路径惯性，细化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和激励政策，赋予科研人员一定比例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切实增强科研人员获得感和积极性。研究方向要与用户端紧密结合，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实实在在的经济活动相结合，使科技成果更快转化为生产力。
五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风险驱动型创新。风险驱动创新是以应对风险挑战为使命，实现转危为机的创新。我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风险挑战不断增多，无论是来自社会、科技、军事的风险挑战还是新冠肺炎疫情，政府要利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发挥资源配置和方向选择的主导作用，设立“应对风险挑战重点创新项目”，以重奖、荣誉和远期激励的方式，打破体制内外界限，鼓励联合共同参与。
六要突破科技创新发展体制的藩篱。突破公私分离、军民分离、权利规则机会不一的问题，调整科技创新计划管理方式，建立多种科研体制和跨学科攻关的模式，减少对立项资质和学科专业属性的限制。灵活运用多种激励方式，通过补贴、减免、贷款、保险保护、所有制结构调整等手段，形成竞争、开放、多元、高效的创新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