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份起，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全面落地。这一制度曾被期待为欧洲钢铁低碳转型的“加速器”，现实却悄然呈现另一番景象：严密的制度设计之下，欧洲钢企的转型步伐反而放缓，一批标志性低碳项目接连搁浅。与此同时，远在中东的钢厂，却因工艺路径与制度节奏的“意外契合”，正获得新的竞争筹码。
一场由“碳成本”重新书写的全球钢铁业秩序，已在制度倒计时中悄然启幕。
欧洲钢企加速转型乏力
从制度设计看，欧盟无疑是全球钢铁降碳约束最为严格的地区。一方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碳价长期处于高位，工业免费配额的退出路径已经明确；另一方面，碳边境调节机制作为配套机制启动，进一步强化了“高碳将承担真实成本”的长期预期。上述背景下，欧洲钢铁行业原本被视为最有可能率先完成低碳转型并形成先发优势的区域。但从近年的实际进展看，其转型并未如制度逻辑所暗示的那样顺畅推进，更谈不上全面提速。相反，在多个关键项目上，欧洲钢企的低碳转型开始显现出推进乏力、节奏放缓的迹象，其背后折射的并非意愿不足，而是多重现实约束的叠加。
一是能源成本的不确定性持续制约转型节奏。氢基直接还原铁、电炉炼钢等低碳路径高度依赖稳定、低成本的电力和绿氢供给。然而，近年来欧洲能源价格波动剧烈，长期成本中枢明显高于其他主要钢铁生产地区。在缺乏价格可预期性的情况下，即便企业具备转型意愿，也难以做出大规模、不可逆的投资决策。多家欧洲本土钢企表示，若能源价格条件无法改善，低碳项目难以从示范阶段走向规模化部署。
二是一批具有代表意义的项目推进受阻，进一步凸显了这一制度对于企业的现实约束强度。安赛乐米塔尔此前规划在德国、法国等地的氢冶金项目，在2025年相继被取消，企业公开给出的理由包括绿氢成本过高、公共补贴不足以及商业可行性难以成立。这一调整并不意味着企业放弃低碳转型目标，而是反映出在现有条件下，该地区部分项目尚难以支撑其预期的投资回报。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该地区的新兴“绿色钢铁”项目上。瑞典Stegra钢铁公司（原H2GS钢铁公司）开展的项目一度被视为欧洲氢冶金的标杆项目，但在融资成本上升和市场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其建设和投产时间亦出现延后。即便在政策支持力度较大的北欧地区，氢冶金项目要实现按期落地，仍面临资金、供应链和市场消化能力等多方面的挑战。
三是欧洲钢铁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仍依赖财政和政策工具，这本身就限制了相关项目的推进。当前，该地区多数低碳炼钢项目高度依赖政府补贴、差价合约或专项基金支持，其落地节奏往往取决于财政空间和审批进度，而非单纯由市场信号驱动。这种“政策牵引型转型”在启动阶段具有必要性，但也意味着其拓展能力存在天然边界，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大规模复制效应。
更重要的是，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碳边境调节机制并行推进的过渡阶段，欧洲钢企仍然拥有一定缓冲空间。工业免费配额尚未完全退出，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在初期更多影响进口结构，而非直接改变本土生产的成本曲线。这使得该地区钢铁企业在面对高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更倾向于采取观望和渐进调整策略，而非提前锁定高风险投资。
基于此，欧洲钢铁行业的现实表现证明，制度压力并不必然转化为转型速度。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可以压缩时间窗口、放大路径差异，但难以单独克服能源价格、融资成本和技术成熟度等结构性约束。
中东钢企工艺路径选择
更具“制度适配性”
与长流程钢铁企业普遍面临的“时间错配”不同，中东钢企以直接还原铁（DRI）+电炉（EAF）为主的工艺路径，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与碳边境调节机制构建的制度框架下，展现出更强的时间适配性。这种优势并不完全来自技术领先，而更多源于其工艺结构、能源条件与制度节奏之间的天然契合。
从排放结构来看，中东钢企以直接还原铁+电炉为主的工艺路径在起点上，排放水平就显著低于传统高炉—转炉体系。即便在尚未完全实现“绿氢+绿电”的情况下，基于天然气的直接还原路线，其隐含排放量也明显低于长流程路线。这意味着，在碳边境调节机制逐步从申报走向实质计价的过程中，该路径更容易在早期阶段保持相对可控的碳成本水平，从而赢得宝贵的调整时间。
从投资周期来看，直接还原铁+电炉产线的建设周期相对短于高炉生产体系，其扩产和调整的灵活性也更高。在制度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这种“可分期、可拓展”的投资特征尤为重要。中东钢铁企业无需一次性锁定超长期资本支出，便可逐步对冲制度收紧带来的成本压力。这种投资节奏，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和碳排放交易体系所设定的阶段性收紧路径形成了更好的匹配。
中东钢铁企业正是在这一结构条件下，逐步显现出相对优势。以阿联酋酋长国钢铁公司（EMSTEEL）为代表的企业，以直接还原铁+电炉为核心生产路径，且能源体系中天然气和低碳排放电力占比较大。根据该公司披露的数据，其吨钢“范围1”和“范围2”碳排放强度已显著低于全球长流程钢企平均水平。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以隐含排放量为核心进行比较的框架下，这种差异可以直接转化为更低的证书需求和更可控的碳成本。
更重要的是，中东地区在能源禀赋和政策环境上，为进一步向低碳路径升级预留了空间。随着可再生能源项目推进，该地区部分企业已具备将现有天然气直接还原铁逐步过渡至氢气直接还原铁的条件。这种“在既有低碳基数上再升级”的路径，使其在制度时间轴上更容易完成关键跨越，而无需经历长流程钢企所面临的剧烈结构切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直接还原铁+电炉路径不存在约束。废钢资源可得性、高品位铁矿石供应以及绿氢成本，仍然是制约其进一步扩张的重要因素。但与长流程钢铁企业相比，这些约束更多体现为资源和市场问题，而非制度节奏与技术周期的根本性冲突。
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制度本身来看，以直接还原铁+电炉为主的工艺路径的优势并非“碳成本为零”，而是在制度收紧的关键阶段，能够更早地与规则“对表”。当碳成本逐步从边际变量演变为结构性约束时，具备较低隐含排放起点、较短调整周期和更清晰升级路径的企业，将更容易在对欧贸易中保持竞争力。
因此，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正在放大的，不只是地区之间的排放差异，更是不同技术路径在时间维度上的适配能力。中东以直接还原铁+电炉为主要工艺路径的钢企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在制度加速期内相对“从容”的路径选择，这也为全球钢铁贸易格局的分化提供了一个重要注脚。
给钢企推进转型犹豫的空间
正迅速收窄
综合来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并非一项孤立的贸易措施，而是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工业免费配额的逐步退出，共同构成了一套持续强化的制度约束。在这一框架下，全球钢铁行业的竞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碳不再只是长期目标或附加条件，而开始直接影响成本结构、投资决策和市场准入。
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并非同步显现。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不会在短期内对所有企业产生同等冲击，其作用方式更像是一种沿时间轴逐步放大的筛选机制。在制度压力尚未完全显性化之前，不同工艺路径之间的差异，已开始提前反映在订单结构、融资条件和客户偏好之中。
由此，全球钢铁行业正在出现清晰的结构性分化。以高炉—转炉为核心的长流程路径，尤其是在转型节奏相对保守的情况下，更容易在2030年前后同时遭遇成本快速上升与调整空间收缩的双重压力；而以直接还原铁+电炉为代表、隐含排放起点较低、投资周期更灵活的路径，则在制度收紧阶段展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和更大的缓冲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化并不简单等同于“先进与落后”的区分。日韩钢企在技术储备和管理能力上仍处于全球领先位置，欧洲钢企在制度与技术创新方面亦具有深厚积累。但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共同设定的时间表下，转型节奏本身正在上升为新的竞争要素。那些能够更早完成关键结构调整的企业，将在制度全面收紧时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反之，即便方向正确，也可能因时间不足而被动承压。
从贸易层面来看，这一变化将逐步体现在各国对欧出口结构中。随着隐含排放量成为可比指标，低碳路径更容易进入长期采购体系和高端市场，而高碳路径则可能被压缩至价格敏感度更高、竞争更激烈的区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由此不仅重塑了成本曲线，也在重塑市场分层。
归根结底，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并未规定哪一种技术才是“正确答案”，但它通过制度与时间的结合，正在持续放大不同路径之间的差异。真正的分水岭，或许并不在制度启动的那一年，而在2030年之后——当工业免费配额退场、碳价信号全面生效之时，全球钢铁行业的竞争格局将被重塑。
在这一意义上，钢铁行业面临的挑战已不再是“是否转型”，而是能否在有限的时间窗口内完成关键跨越。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更像是一场提前启动的倒计时：它并不要求企业立刻改变一切，但留给犹豫和观望的空间还在逐渐收窄。（沈昕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