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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加军
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于2026年全面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中国钢铁出口所面临的挑战已从单纯的“排放高低”转向更为复杂的“数据可验证性”层面。国际通用碳排放缺省值普遍高于中国本土实际水平——以转炉钢直接碳排放强度为例，欧盟默认值（3.169tCO2/t）较中国本土化实测数值（1.60tCO2/t）高出近一倍之多。建立一套自主、科学、精细化的中国碳核算体系，不仅关乎行业话语权的确立与巩固，更已成为保障国际贸易利益的紧迫现实需求。
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史慧恩博士和陆元翔博士长期深耕碳管理体系搭建、行业对标数据还原等领域，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与丰富的实践经验。此次对话将深入探讨中国钢铁行业建立自主碳核算模式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具体实施路径，厘清中国碳核算体系与国际规则之间的内在关系，为行业有效应对碳关税壁垒、实现低碳转型提供前瞻性思路与参考性框架。
钢铁需要“中国的碳核算模式”
记者：国际通用缺省值对中国长流程工艺排放存在系统性高估，且未能真实反映中国近年来产能结构升级、超低排放改造等举措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当前国际碳核算体系在中国应用过程中存在哪些“水土不服”的具体问题？
史慧恩（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博士）：确实存在显著的高估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排放缺省值呈现系统性高估态势，直接排放方面欧盟默认值较中国行业实测值高出近一倍，未能体现我国高炉大型化改造、余热余能深度回收等技术普及后所形成的实际能效提升水平。
二是核算边界与一体化业态不相适配，国际规则主要适配专业化分工生产模式，未能充分认可国内全流程钢厂副产煤气深度循环利用所蕴含的减排抵扣逻辑。
三是参数更新存在明显滞后性，缺省值更新周期过长，跟不上中国近10年来产能结构快速优化、超低排放改造密集推进所带来的技术迭代节奏。
四是数据互认机制缺失，国内能源计量数据、本土核查结果难以获得国际规则采信，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取得的实测减排成果无法有效转化为碳成本优势，只能被动承受显著偏高的碳成本负担。
记者：去年2月份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第二版）首次纳入粗钢碳排放强度数据，这在“中国碳尺”的建立上迈出了怎样的一步，这套基于中国70%以上转炉产能样本数据得出的本土化因子，与过去企业“各自为战”的核算方式相比，根本性区别在哪里？
史慧恩：这是“中国碳尺”建设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步，标志着我国钢铁行业拥有了官方层面统一发布的本土化碳排放基准，正式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国际通用缺省值的被动依赖格局，为行业统一核算、有效应对碳贸易壁垒提供了权威性的数据支撑。
与企业“各自为战”的分散核算模式相比，该因子根本性区别体现在以下3个维度：一是代表性根本不同，该因子覆盖70%以上转炉产能，是基于行业主流产能的大样本实测基准，能够真实反映全行业整体排放平均水平，而非单个企业的零散局部数据；二是标准性显著不同，官方统一因子固定了核算口径与边界规则，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企业核算规则不一、数据不可比的长期困扰；三是博弈价值截然不同，统一的行业因子可形成合力支撑国际规则谈判与贸易抗辩，而分散的企业数据难以形成具有行业级影响力的有效话语权。
记者：从政策层面来看，您认为建立中国自主碳核算模式最紧迫的驱动力量是什么——是应对CBAM等国际碳壁垒的“外压”，还是国内“双碳”目标纵深推进的“内需”？
史慧恩：二者本质上是长期内需与短期外压所形成的协同驱动关系，当前阶段最为紧迫的无疑是应对CBAM等国际碳壁垒所带来的外部压力。欧盟CBAM于2026年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若缺乏自主可信的核算体系与本土化因子支撑，我国钢铁出口将只能被动采用大幅高估的国际缺省值，这将直接推高碳关税成本，严重挤压出口利润空间，甚至可能削弱我国钢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
国内“双碳”目标纵深推进是根本性的内需动力，自主核算体系是行业碳配额管理、低碳技术迭代、企业碳绩效评价的核心基础设施，决定着国内低碳转型的精准度与公平性。但从时间刚性与现实冲击角度考量，国际碳贸易规则落地节点更为迫近、影响更为直接，欧盟暂不认可中国碳市场履约成本便是最直接的例证，这已成为倒逼自主核算体系加速成型的触发因素，而内需则为体系建设提供了长期制度保障与产业支撑。
夯实中国碳核算体系根基的核心要素
记者：生态环境部正在推进的钢铁行业碳排放核算指南将核算精细到工序层级，这种“工序级”核算对行业意味着什么，企业要实现工序级碳排放管理，当前面临的能力短板是什么？
陆元翔（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低碳研究员、博士）：工序级核算基于物料平衡法，其核心在于打破工序之间的模糊边界，精准定位各工序的排放贡献与减排潜力，从而有效支撑企业靶向降碳与工序对标管理。同时，该方法能够夯实行业底层数据基础，为本土化排放因子持续迭代、碳市场配额科学分配、国际贸易碳数据有效举证提供更细粒度、更可信赖的数据依据。
当前企业面临的短板在于工序级计量与数据治理能力的明显不足。多数企业关键工序的副产煤气、余热余能分摊计量配置不够健全，工序间能源流转、共耗排放的精准分摊难以有效落地，加之专业碳核算人才储备相对匮乏，全工序碳数据质量管控体系尚未系统建立，难以支撑常态化的高精度工序级碳排放管理需求。
记者：《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提出完善基于排放因子法的核算体系，探索开展基于自动监测的碳排放核算，并强化月度存证制度。在数据质量保障方面，您多次带队赴企业调研碳管理体系建设，从您接触的企业实践来看，提升碳排放数据可信度最关键的抓手是什么？
陆元翔：提升碳排放数据可信度，最关键的抓手在于构建“计量可溯源、过程可存证、结果可核验”的全链条数据质量管控体系。一是筑牢源头计量基础，推动焦化、烧结、炼铁等重点工序计量器具的配置健全，以自动采集替代粗放的人工估算方式，最大限度减少“皮数据”的存在空间；二是完善月度存证制度机制，规范能源消耗、生产产量、副产能源流转等原始台账的系统管理，实现各个归口数据的全链路留痕、按月固化和可交叉验证，从制度机制层面有效避免事后调整与数据失真；三是健全内部质控体系，相关企业负责人需真正将数据质量“抓起来”，把碳管理体系落实到生产一线，配套建立常态化的内部校验、交叉核对机制，推动数据质量从事后被动核查转向全流程主动闭环管控。
记者：金鼎钢铁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碳核算模式。您觉得金鼎模式的碳管理路径有哪些特点和突破，对行业的借鉴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史慧恩：金鼎钢铁走出了一条民营长流程钢企合规打底、增效升级的务实转型路径，有针对性地破解了行业碳管理中的共性痛点问题，对广大中小民营钢企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其核心特点与突破体现在以下3个层面：一是构建4级管理架构并绑定绩效考核机制，将碳责任压实到生产一线，有效破解了碳管理停留在总部层面、制度空转难以落地的现实难题；二是搭建全流程数据管控体系，依托碳管理平台实现常态化核算与交叉复核机制，补齐了数据颗粒度不足、追溯性差的短板；三是坚持降碳与增效协同推进，从工序精益挖潜、余能回收利用入手，同步盘活碳资产价值，让降碳从单纯的成本负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营增益。
图为金鼎碳平台的驾驶舱界面截图。
其突破性意义在于，金鼎模式是先夯实碳管理和碳数据底座、再做应用拓展的成功案例，能够合规应对各类检查与核查，真正实现了碳管理从“事后合规核算”向“事先全流程经营管控”的实质性转变。对行业而言，该模式提供了一套涵盖体系建设、数字落地、数据质控的可复制范式，既适配国内“双碳”履约要求，也能为企业应对国际碳壁垒积累可信的本土化碳数据支撑。
中国模式与国际规则的博弈与融合
记者：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应该“接轨”国际碳核算标准而非另起炉灶，您如何看待“接轨”与“自主”之间的关系，欧盟CBAM要求进口产品提供实际排放数据，中国本土化因子如何能够获得国际规则的采信？
陆元翔：“接轨”与“自主”并非相互对立，而是守规则与求公平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碳核算体系始终以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国际通用方法学为基石，核算边界、核心逻辑与国际规则全面接轨，绝非另起炉灶式的推倒重来。自主的核心要义是在通用框架之下，以行业实测数据校准缺省值，修正国际通用值对我国钢铁排放的系统性高估，使核算结果更加贴合真实的产业实际水平。
本土化因子要获得国际采信，关键在于以下3个环节：一是方法学严格对标国际通用规则，确保核算逻辑在国际层面具有可比性；二是数据基底扎实透明，依托大样本实测数据、全流程计量溯源体系，满足国际规则对可核验性的基本要求；三是推动机制层面的互认，通过双多边政策磋商、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核查资质的国际互认，逐步推动本土化基准获得国际规则的正式认可。
记者：从经研中心近年来的调研工作来看，钢铁企业在碳管理方面的意识发生了哪些变化，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控碳”的拐点是否已经出现？
史慧恩：从经研中心近年来的调研与服务实践来看，钢铁企业碳管理意识已经发生了3层显著转变：一是从算清碳账的合规要求，逐步转向管控碳成本的经营需求，头部企业已将碳要素纳入产品定价与投资决策考量之中；二是从单点改造的零散动作，转向系统性的体系化布局，配套制度、计量、考核的全流程管控逐步落地实施；三是从只盯国内履约转向内外规则兼顾，出口企业主动布局碳足迹认证与国际数据合规工作。随着全国碳市场持续深化、CBAM正式落地，主动控碳的企业群体正在快速扩容，拐点已然显现并向纵深发展。
记者：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曾指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建设是钢铁工业的优势所在”。展望“十五五”，经研中心对中国钢铁行业在碳排放管理领域形成全球引领力具有多大的信心？
史慧恩：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已经发展成为我国钢铁工业独具特色的差异化优势。一是产业实践底座扎实雄厚，我国钢铁产能规模位居全球领先地位，超低排放改造、能效水平升级深度领跑，拥有全球最为丰富的低碳实践样本，为核算体系持续迭代提供了海量真实数据支撑。二是本土化核算体系加速成型，国家排放因子数据库、工序级核算指南相继落地实施，核算精细度与科学性正在加速赶超国际通用缺省值体系。三是数字化支撑能力优势明显，行业智慧管控平台、自动监测系统普及程度较高，能够有效支撑全流程高精度碳数据治理工作。“十五五”期间，行业有望形成可核验、可推广的中国核算方案，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从规则的跟随者逐步转向规则的贡献者，在全球碳排放管理领域稳步具备引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