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发生后，国有企业在大灾大难面前发挥了极大的顶梁柱作用。现在疫情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国有企业面向未来应该具备逆周期思维，顺势而变，顺势而为，寻找新的增长点、新的突破点、新的创新点，继续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继续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
第一，要创造新型的商业模式。通过这次疫情，推动国有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把国有企业的数字化生存能力、数字化发展能力、数字化协同能力进一步发展，形成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新商业模式。这次一些大型民企发挥了很大优势，比如腾讯的“好大夫在线”、“企鹅”、“杏仁”、“丁香”、“医联”、“微医”，把五大互联网整合成一个医疗服务平台，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疑似病例可以在线服务，五大平台联网可以快速诊断疫情，疫情诊断速度提高了十几倍，诊断是否是新冠肺炎患者，分析判断从55分钟缩短到27秒。这些都是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网上在线服务，提高了服务效率。另外在机场等公共场所现在都是无接触的测量体温，各种无接触服务发展特别快。国有企业除制造型企业例外，有一大批服务型企业，比如机场、高铁、通讯等行业，我认为推动数字化转型，无接触服务在当前非常非常重要。当然，未来有一些无接触的服务有可能变成常态，有可能成为国有企业创造新商业模式的方向。
第二，应提高快速响应市场的能力。快速响应市场就是瞄准市场的即期消费需求，挖掘潜在消费需求，通过供给侧改革创造崭新的消费需求。中国石化在抗击疫情中一些做法在国有企业中就特别突出，从疫情一发生这家企业就和一些企业联合或者合作，已经在全国布局了11条生产线。我认为，中国的现在医疗产品，包括口罩、呼吸机、防护服，其生产能力不仅能满足国内疫情防控的需要，而且到了把这些产品作为出口商品重点的时候。我们既要瞄准国内市场快速响应，也要瞄准国际市场，这是危中抓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此外，国有企业还可以向民营企业学习，瞄准共享经济，共享员工，实现共生价值。比如阿里巴巴盒马鲜生，这次有好多餐饮业的职工来不及回家，或者没有准备回家，像西贝莜面村这样大型的餐饮企业，停业后员工就没有工资了。在这种情况下，盒马鲜生与餐饮业企业共享员工，盒马鲜生有了快递员、有了服务人员，西贝莜面村解决了员工的工资及流动资金的问题，这些都是新的商业模式。但也不必照搬，国有企业规模比较大，不像民营企业船小调头快，但是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启示。
还有，国有企业应该把智能服务用好，实现线上线下的协同。这次疫情，除了物流、交通运输、警察、医生、公安这些必须在一线的人员，很多人的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给我们新的启示，将来可以实行更加弹性的工作方式，扬弃很多原来的组织管理方式。围绕着任务和需要，实现人员的组合，进行线上线下的协同，组织结构的变革会提供新的思路。
第三，要重视创造新消费。对国有企业来说，我们始终要把握市场的敏感度，要从几个维度做工作：一是，如何满足现在的消费需求，挖掘潜在的消费，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崭新的消费。二是，既要满足实物商品消费、服务消费，也要重视精神层面的消费，比如文化消费、教育消费等。三是，除了国内消费以外，要立足于开拓国际市场的消费，比如“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现在我们不少大型国企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市场上开拓，我们要研究国际市场，现在中老铁路修通以后，老挝的国家战略未来就是建设沿中老铁路经济带，这将产生很多的投资机会，进而扩大在国际市场消费需求的份额。比如，国有企业未来要和自贸区结合起来，因为国家之间有零关税政策和相关的互相减让的税收政策。比如周边关系，通过亚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一体化，“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中日韩自贸区等。在拓展国际的消费需求中，我们也会更多地占领市场。
所以，我认为在新型消费中，一方面要释放蕴藏在中国民众间的消费、释放疫情抑制的消费，把被冻结的消费潜力挖掘出来。另一方面，要通过抗击疫情的合作，进行战略性的选择，把那些和我们能够建立共同基础的国家市场，作为我们国有企业未来发展的重点。
第四，要重点关注新型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原来一些重大项目都是在国有企业，但是将来的主体恐怕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间投资。3月4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两个加快”，一是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和已经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建设，一是要加快推进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建速度。我认为，这对我们是一个重大机遇，使我们能够换道超越。比如针对新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7个大的方面，包括5G建设、特高压电网建设、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间轨道交通的建设，包括充电桩建设、大数据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建设、工业互联网建设。未来的高速铁路会形成“八纵八横”，而且可能会形成更多的城际交通轨道。我认为这样一个网络体系建设会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疫情之后，如果我们加大新基础设施建设，它会带动十几万亿的消费，产生新的商业模式。中国在4G互联网基础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包括“阿里”、“京东”、“苏宁”，也包括像“菜鸟”、“美团”等新的商业模式，也包括95%以上的移动支付普及率，这都是非常大的变革。5G基础设施建设之后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比如大数据中心建设，通过这个新基础设施建设会形成一大批在中国的大数据中心，我们在新一轮数字革命、数字经济时代会加快占领制高点。中国的特高压建设能力、建设水平已经在全世界位于第一了，我们会在这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五，投资重点向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倾斜。国有医疗机构肯定是主体，但是仍然要大力发展民营医院，发展商业化医疗保险，发展多元化多层次药品生产制造和流通。未来，我们会形成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上医疗保障体系、药品流通体系，形成满足人民需要的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体系。这场疫情也告诉我们，中国医药卫生体制不能是西医主导、西医领导、西医标准，一定要把中医药发展应用上升到国家战略，形成中医、西医优势互补、中西医并重、中西医并举、中西医并跑的新医药服务体制，来造福于人民。
我们必须考虑未来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国家医药卫生体制如何改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国有企业既要考虑我们有西医的优势，还要考虑怎么能建立中药材的生产基地，建设一批优质的中医药企业和医院。现在的国有企业应该恢复我们传统的文化、传统的医术、传统的具有哲理的最高水平的医术，我们也担当着传承和恢复、创新的责任。在这场疫情中，我们的短板就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第六，要有新型思维方式。疫情给了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或者反思的空间，国有企业有自身的优势，但是也有它的劣势。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民营企业在市场的适应能力还是比我们强，创造利润的能力比我们强、创造新的商业模式的能力比我们强、创新思维能力比我们强。所以，如何把国有企业既有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把已经积累的巨大的优质资源存量盘活，变成巨大的增量；另一方面，怎么把国有和民营两种优势发挥出来，形成中国独特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国家现代治理能力、具有现代底蕴的运营能力。不管是哪种所有制，都是国家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只有中国真正形成了一个新的更优的体制机制，我们才能最终取胜。（本文摘编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文玲在“新冠疫情下的国有企业责任担当与数字化转型”线上高端论坛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