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消费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对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持续增强，消费已连续5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9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5%，比上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且明显高于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为5.8%，低于GDP增速，2019年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增速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9%。这是否意味着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源后劲不足？该如何看待当前的消费，又如何促进消费的稳定增长？
我国消费增长有很大提升空间
到2017年，我国消费已连续1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2018年放缓至9%，今年前三季度又放缓至8.2%。从消费规律看，这一增速是我国消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超过38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如此体量庞大的消费市场，其增速逐步趋缓是必然的。这也是被发达经济体反复验证的客观规律。
消费品市场增速同比回落，主要受占零售总额比重较大的出行类商品增速回落影响。前三季度，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0.7%，上年同期为增长0.2%；石油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增速同比回落12.7个百分点。据测算，出行类商品拉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超过0.8个百分点。扣除出行类商品后，前三季度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同比仅回落0.5个百分点，与上半年基本持平。
与此同时。消费市场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服务消费支出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居民享受更多社会化服务，各类服务消费支出较快增长。其中，随着居民外出就餐次数增多和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居民饮食服务支出增长15.6%。随着居民自由行旅游需求的增加，人均景点门票支出增长31.5%，人均旅馆住宿支出增长20.1%。
二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464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8.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379元，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353元，增长9.5%。
三是消费升级类商品增长加快，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平稳。部分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速同比加快。前三季度，限额以上单位书报杂志和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5%和6.4%，增速比上年同期分别加快0.8和0.7个百分点。在消费升级类商品中，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新能源汽车等智能类商品快速增长。基本生活类商品保持平稳增长。前三季度，限额以上单位吃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8%，增速与上年同期持平，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日用品类商品增长13.6%，加快0.2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四是市场供给方式创新发展，网上零售规模持续扩大。前三季度，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0.5%，增速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12.3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9.5%，比上年同期提高2.0个百分点，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
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强大购买力，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巨大消费力量，消费市场潜力大、韧性强、活力足、成长性好。虽然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高，但消费率即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率高达80%—90%相比，我国消费增长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居民收入比重有待提高
2019年我国消费增长没那么亮眼，一是居民收入比重有待提高。从国际角度看，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低于发达国家。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收入占比较小，寄希望消费大幅增长显然是不现实的。
二是中等收入组的收入增速低。中等收入组的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对于扩大消费非常不利。因为居民中中低及中等偏上收入组才是消费的主力。
三是受财富效应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不仅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还会受到居民资产和财富变动的预期影响，因此财富的增值和减值也会影响改变居民消费信心和行为。
四是居民杠杆率较高。与国际对比看，中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并不高。但考虑到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近些年居民杠杆率的攀升，不可避免地对消费产生一定影响。
促进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因素较多
我们认为，未来我国消费需求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原因在于有促进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有利因素。
一是政策支撑力度加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提出六个方面24项措施促进消费。2019年4月召开全国性专题会议，推进落实消费升级行动计划等促消费系列举措，从提升城市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扩大服务消费、创新流通方式、优化消费环境五个方面发力。同时，各地也出台了相应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政策利好因素不断累积，对稳定消费预期、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有基础性性作用。
二是服务性消费增长空间大。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处于人口红利阶段，年轻的劳动人口较多，且绝大多数劳动人口经历过贫困阶段，储蓄倾向高。而目前90后等逐步成长为中国消费的主力，消费理念发生了根本转变，消费倾向更高。
三是城镇化仍处上升期。2008年-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这一趋势还将持续，直至城镇化率达到70%-80%。2018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约为59.6%，要达到70%-80%还至少需要10年。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人均消费支出超过农村地区的两倍。
四是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涌现。从消费对象来说，无论商品和服务，创新步伐都在不断加快，会创造出更多的消费热点；从渠道角度来说，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线上对线下赋能，线下企业不断拥有互联网技术，围绕消费者需求开展商业业态和服务创新，从而使渠道与以往相比变得更新、更柔性，体验更好。同时，分享经济广泛渗透，电子支付日益普及，5G、虚拟现实、超高清显示、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进步，将为扩大消费提供新动能。
五是资本市场的信心效应。目前股票市场的估值处于低位，A股市场有望进入区间震荡、上行阶段，投资者信心有望得以修复。能够增强持有股票的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从而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六是房地产的挤出效应有所弱化。2020年，中央坚持“房住不炒”，遏制居民加杠杆购房行为，逐步减轻房地产市场对消费领域的挤出效应，有利于消费增长。
多措并举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提高居民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例，对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优化经济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继续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比例，依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应该坚持的政策目标。
一是努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在绝对数量上已成为全球最大，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两个比例的不足。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还不高。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标准线上限人数比例不高。过去近四十年，中国在成功减少近3亿贫困人口的同时，使3亿至4亿人口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未来15年，还要使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
二是加快围绕中等收入的制度创新。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有必要围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积极推进制度改革和政策创新，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为持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防止社会成员因疾病、失业、家庭变故、年老等陷入生活困境。
四是大力培养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生力量。应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强政策扶持，促使城镇中的农民工就业保持稳定、职业不断升级、技能不断提高，享受到与城镇职工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帮助他们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